在探讨城市诸种问题时,显然形成了思维定势,习惯于把“不宜居”与“城市病”划起等号,把两类应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糅合在一起。

作者：和静钧

前不久《人民日报》搞了一个调查,提出了我们的城市越来越不宜居的现实问题,发人深省。12月8日人民网载文介绍四大直辖市“十二五规划”中均把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列入具体内容。

关于我们的城市“患病”的言论,久已有之,现在再次提起,一点都不“耸人听闻”,城市究竟使“生活更美好”了没有,久居都市或初来乍到者都会有切身经验感受。一个生活在“落后山村”里的老农民进城,要么被高空坠落的钢管砸死,要么掉进没有井盖的下水道里,要么就被无处不在飞驰的汽车撞亡,要么就被城市管理人员追得鸡飞狗跳,这已经不是虚构的小说情节,当年令人捧腹的“陈焕生进城”,今天恐怕要置换为“陈焕生出逃危城”。

只是,在探讨城市诸种问题时,显然形成了思维定势,习惯于把“不宜居”与“城市病”划起等号,把两类应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糅合在一起。这样的方法论,并不能有效帮助人们找到通向“幸福宜居”的金钥匙。

任何一座城市,本质上都是以人为属性的社会关系,所以才构成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城市巨系统,只要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力是稳健的,城市天然就会具备自我净化和修复功能,其环境和资源承载力显示弹性增长。古希腊时代的城就是国,国以城墙为界,墙池之内人口密度之大,超乎想像。由于有商社会的人与资源自由配置功能和产权交易的明晰导向力,共和城邦对市民倍有亲和力。上海世博中国馆内迎客厅上展出的“清明上河图”,观者看到的不应只是当年古城的繁华,而是以城市为依托的人的繁华。

所以,只有透过以人为本的维度,才能把脉城市的诸种疾恙,我们才能端得出对症下药的方子来。之前曾有媒体作过不完整的调查,显示城市人对城市文化参与度并不高。依笔者估计,大多数的都市人应划入“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是“冷漠围观的大多数”,虽然口口声声在私下抱怨城市种种不便,但从来没有表现出参与解决问题的进程中的志愿。就拿城市规划来说,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交给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了事的依赖心理,并不想放大知识精英或技术官僚也会受困于利益冲突的可能而作出“科学的另一种安排”。科学意味着多种选择,打科学规划的旗号,有时往往就做的是“私活”,没有大众的监督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多方博弈,仅凭定理、方程式、图纸,是不能使城市贴近大多数。除非把人也降格为“无意识的物”,否则规划部门就能让“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纯粹是空想主义。

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城市,在不断动态平衡的生理平衡中,也会出现一些“不适”,正如只要是个活人,只要活蹦乱跳,就会有出汗感冒发烧等。假如身边的人就此嘘寒问暖,病人反而通过一次疾病而感受到生活的温情,假如身边的关系人无一关注,冷眼以对,那对这个只患小病的人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残害。城市也是一样。在其出现“患病”时,如当垃圾围城时,只要市民们,尤其是垃圾生产大户们,自愿响应“垃圾分类”号召,发动官、民、学三位一体的公民社会行动,城市垃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蒙特利尔那样的垃圾城市公园也会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城市。

一个有防灾能力的城市应对危险方式作业生产保持零容忍的态度,一个有良心的城市应让风餐露宿的农民建设工至少有足够安全的劳动和卫生环境,一个有教养的城市应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城市。所以,透过“人”,我们可以说,城市怕的不是城市“通病”,而是怕患上“怪病”。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