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宝鸡市凤翔县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引发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宝鸡市长戴征社当场向村民鞠躬道歉。

　　因批评哈佛大学校警“愚蠢”而陷入种族风波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白宫摆啤酒宴向对方道歉。

　　宝鸡市长是因“大事”（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不当）道歉，奥巴马是因“小事”（言语欠妥）道歉，但两者有很多地方值得仔细比较。

　　第一，道歉时机上，前者严重滞后，而后者比较及时。陕西凤翔儿童血铅事件7月初就始见于报端，当地工厂排污则已持续数年，村民搬迁计划无故中止也有两年，政府一连串失职，最后造成血铅超标。这一声“道歉”却等到儿童普检血铅超标半个月后的17日才姗姗来迟。

　　哈佛大学非裔教授盖茨被白人警官克劳利误捕发生在7月16日，报道出来是7月20日，奥巴马的不当言论发生在7月22日，正式道歉是7月24日，均没超过两天。

　　研究“道歉心理学”的马萨诸塞大学森瑟·弗朗兹博士认为，最佳的道歉时机就是意识到错误后的48小时内，错过后就最好不要“旧事重提”。奥巴马认识到其言论有可能对白人警察乃至整个警界的良好形象造成伤害的时间，应在7月22日全面了解事件之后，所以，他的道歉应该说是及时的。

　　第二，道歉动机上，前者带有被迫性，而后者具有主动性。数百名凤翔村民从情绪激动发展到暴力冲击厂房、堵截道路时，姗姗来迟的官方道歉极易被解读成为平息事态的不得已行为，非出自真心。假如事件没有“闹大”，这声“道歉”还在否？

　　第三，道歉形式上，前者具有随意性，后者具有正式性。宝鸡市长见到事件直接受害人后表达了歉意，但未对潜在受害人及对其治下的千万市民道歉，忽视了救助直接受害人所动用的公共资源有可能从其他人身上挪用而使那部分人成为次生受害人，是不全面、不正式、不符合政治伦理和政治美学的。

　　美国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曾说：“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里，有一种东西是你必须付出的，而且需要勇气和真诚才能实现的，它就是道歉。”比起普遍市民，手握公权力的公务员，更应学会认错和道歉，因为道歉的道德基础在于人的内疚感，源自于人的良心，更源自于责任政府“执政为民”的高标准良心和道德使命感。好的道歉，既能有利于官民沟通，平息怨气，也能有利于政令的通行，道歉也是执政能力的一种表现。“行已有耻”，“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这些充满儒学教养的行为准则，应该时时体现在公务员的身上。

　　当然，从今天中国为数不少的官员还不习惯向百姓道歉的客观现实上看，陕西宝鸡市长勇于道歉，也难能可贵了。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世界华侨华人社团理事会专家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