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俘虏
文/和静钧,载于《世界知识》
吉尔伯特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凄凉的描述:“伙计,停战是什么?”一个英国士兵问另一个士兵。“埋葬死尸的时候。”那一个回答说。
假如今天拿同样问题,去问以色列士兵何时是和平,他就会说:“当沙利特放回来之后。”
至少对于以色列一方来言,士兵平安归来是极其重要的。以色列军方的信条是:沙利特获释这一过程是“以色列国防军让参战士兵归来的道德承诺的例证,它反映了来自犹太传统、以色列社会道德和以色列国防军行为规范的道德力量。”要活着回来,死了就要找回遗骸。
2006年6月25日,一伙哈马斯武装人员和活跃在加沙地带的其他巴勒斯坦武装派别战士,悄悄穿过地道,潜入以色列,对靠近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哨所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打死了两名以色列军人,绑走了一名以色列士兵。这名俘虏的名字叫沙利特,当时他才19岁。
在以色列与所谓的以色列“敌人”之间,一直轮番上演着“猫抓老鼠”的游戏:以色列军警冲入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权力机构控制的监狱,抓走了一批在押的哈马斯及其他激进武装组织领导人,而受伊朗和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和哈马斯武装人员则绑走了以色列士兵。
今天,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人近万人,其中一部分为妇女儿童。而被黎巴嫩真主党民兵劫持的两名以色列士兵则已告身亡,遗骸已经被真主党交回给以色列军方,哈马斯武装人员掳走的沙利特则一直被哈马斯有关组织关押在一处秘密地方。
自沙利特被绑走后,以色列军方多次行行策划和发动“拯救大兵瑞恩”的行动,如2006年“夏雨”军事行动,可惜无功而返。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半多了,这期间,以色列先后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发动了两场大规模战争,如2006年8月的黎以之战,以方死亡数百人,黎巴嫩方则有数百名真主党民兵被打死,千名左右的黎巴嫩平民死于战火。而刚刚过去的以色列与加沙哈马斯之战,以色列以极少的伤亡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哈马斯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但也造成了加沙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其中加沙千余名平民死于以色列猛烈的炮火,以至于现在以色列面临着国际社会对其战争罪的起诉。
战争和俘虏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尤其对于把俘虏平安归来视为“道德承诺”的以色列而言,更是如此。由于它是“道德承诺”,因此更是一项真心实意的“政治承诺”。
奥尔默特决意在结束“看守总理”状态之前履行这项“承诺”,从各方面的情势来看,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时机。
首先是“加沙求和”心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经过以色列“铸铅行动”打击之后,急需休整,更需要以色列开放加沙口岸,哈马斯已称愿与以色列签订为期18个月的停火协议。哈马斯心切,正好给以色列方提出的谈判筹码变得更易实现,以色列方已经把沙列特安全获释列为签订停火协议的前置条件。
其次,以色列2月10日大选之后,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有可能组阁,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强硬态度的内塔尼亚胡可能重回总理之位,这意味着,哈马斯与其等着一个强硬对手谈判,不如现在就与稍微温和一点的对手谈定协议。因以黎战争而声誉大受损失的奥尔默特可以通过此轮谈判,重新赢回新的政治领袖形象。
最后,以色列举国牵挂被俘士兵,这是选民对以色列政治派别领导人施加的“道德”责任,政治派别自觉地通过竞争性“表现”,试图在这一关键的政治“公关”中拿分。由于这样的驱动力,以色列方会为被俘士兵作出别国可能无法想象的“牺牲”,这更使以巴双方达成协议提供可能。
回溯巴以数千年恩怨史,被称为同为闪米特人属系的两个民族,在经过以色列人近两千年大流放之后,又重回迦南,在国际社会的“两个国家”框架下,建立起了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梦寐以求的“巴勒斯坦国”则遥遥无期。战争冲刷着以巴民族,也冲刷着巴勒斯坦人。现在巴勒斯坦人四分五裂,四五前阿拉法特时代曾经一度出现过的民族和解与团结,现在已经难以寻觅,法塔赫与哈马斯形同水火。
以色列以绝对的军事实力果断地打击着属于三流军事实力水平的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反以武装组织,但悬殊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得到以色列盼望的胜利,借助游击战、地道战、接触战、人质战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总会在与以色列一番持久战后取得“胜利”,取得“胜利”的标志就是捕获以色列士兵或持有战死沙场的以色列士兵尸首。
不对称战争和以色列对自己士兵的“道德”与“政治”承诺,使俘虏和囚犯成为了决定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想想,要不是以色列在发动针对哈马斯的“铸铅行动”之前,即在2008年12月初,向法塔赫控制的西岸政府移交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从而“稳住”了阿巴斯和法塔赫,以及在这之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换战俘遗骸及真主党关押人员,以色列恐怕在“铸铅行动”之时,面临三面受敌的局面。今朝终于又一次显现出因一名俘虏而出现动荡的加沙休兵的和平局面,这就是一折俘虏与战争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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