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我们的时代是个问题的时代，存在着巨大问题的时代。在科学技术魔力般的作用下，任何东西都在变化。并且，要是我们想要清醒地活着，就得每天都研究和解决问题。

                                             ——教皇皮乌斯六世， 1969年5月18 日

为什么要有个21世纪的全球历史？

每个时代都写下自己的历史。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历史都是错的，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新的难题，提出新的问题，寻求新的答案。在今天，这条箴言是不需证明的。发展变化的速度呈指数式的增长，带来了对新历史的迫切需求，这个新的历史应当提出新的问题、提供新的答案。

举个例子，我们这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自然地，是活在西方支配的世界中。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西方霸权时代。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起的殖民地革命很快结束了西方霸权，大欧洲帝国们在世界地图上的消失就是证据。那些地图上的名称和颜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映出到20世纪中期，新的世界已经崭露头角。

渐渐地，我们不情愿地意识到，传统的西方主导历史在这个世界并不切题，会将人引入歧途。要了解变化了的局势意义何在，需要有个新的全球的视野。虽然伴随着很多反省与摩擦，由旧向新的转变已经完成。到1960年代，随着世界历史协会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的出现以及本文第一版的发行，这种转变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

这又把我们带回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要在第一版问世仅仅几十年以后为21世纪发行一个新的版本？答案同证明第一版时所给出的一样，那就是，新的世界需要一个相应的新的历史态度。196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历史，而相同地，今天19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需要一个同样新的历史态度。1960年代的新世界的一大部分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1990年代的新世界，就像教皇皮乌斯六世所说的，是“科学技术的魔力作用”的产物。这种作用给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巨大的问题”，正表明了它已经遍布整个世界。例如，20世纪末的学生们每天都会记得在课桌下俯卧，大概怀疑着这种结构能否保护他们抵御核弹袭击。

这一代的学生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人类生命的新威胁，他们还面临着给了人类生命的地球母亲要承受的空前的危险。海洋学者夏克·古斯托曾警告说：“人类在20世纪对地球造成的破坏，可能比所有之前的人类历史的还多。”同样地，环境保护组织世界观察研究所在1989年的结论中也说道：“到下个十年的末期，骰子一定会被掷出。当世界进入21世纪，要么是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挽回危险局势，要么就是环境恶化和社会瓦解互相为哺。

这种关于物种和地球毁灭的悲观展望，促成了名字诸如《美国世纪的末日》、《世界末日》、《未来的末日》、《历史的末日》等等书籍的出版潮流。要是我们把自己仅看作长长物种链中的一环，这些悲观的书名似乎还合理。现在，地球上大约生存着4000万种动植物。而在此之前，曾经存在过50亿至400亿物种。也就是说，在1000个物种中，只有一个还存活着，而地球物种的存活记录上，有99.9%的失败率。这个数字似乎可以成为当前“某某末日”书流行的支持数据。

但这些数据是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因为在人类和所有灭绝了的物种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的灭绝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生存环境发生的变化，比如冰河时代的降临。相比之下，人类能够通过使用火、缝制衣服、建造房屋等等来适应环境的需要。这样，人类作为能够适应环境需要的独特物种脱颖而出，从而成为了命运的主人而不是傀儡。

这种主人和傀儡间的重要区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病毒——在所有疾病中流行最广泛且令人害怕的病毒——之间的关系来作出有趣的解释。天花最早出现在至少两千年前的远东，在公元8世纪到达欧洲，又在哥伦布之后传播到了美洲。随着欧洲人向其他大陆的散布，天花杀死了十分之一缺少免疫能力的海外人口。从此，这种大屠杀式的病毒折磨着美洲人、澳大利亚土著人、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的岛民。而病毒依旧在欧洲肆虐，达到了瘟疫的程度，最终杀死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口。

这种病毒被制服是从1796年开始的。当时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如果一个人接种或感染了牛痘，就能够对天花免疫。今天，天花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罗斯实验室中的几个储藏装置里，天花和人类的关系完全扭转了。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天花病例是在1977年的索马里，而1980年，这种病毒被宣布在自然界灭绝。

科学家们曾建议将保存的病毒毁掉，以免泄露，但考虑到将来的研究也许会需要这些病毒，还是推迟了最后的决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足为虑了，因为科学家们已经克隆出了无害的天花DNA片段，而且相信即使天花病毒被销毁，他们也有全部的基因蓝谱可以进行研究实验。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同意将所有现存天花病毒在1999年6月30日销毁。于是这个曾折磨了人类如此之久的病毒杀手，就在囚禁中等待着被执行死刑（也就意味着灭绝），而行刑日期正是由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的。这样，无论是在生命世界还是非生命世界，人类都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总结说：“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第一次面对的只有自己；人类发现自己不再会有朋友或者敌人。”讽刺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卓越地位，正是造成现今全球萎靡和不安的根本因素。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会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与我们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外部世界对抗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事实证明，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还要求用道德的指针来指示应用知识的方向和目的。当17世纪科学革命开始的时候，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贝肯就提到了科学的潜力，并警告人们注意它的危险。他热情地支持通过科学来追求“知识和能力”，但是，他又提出这种追求应该伴随着“谦逊和慈善”，并且不应“为了自得其乐、为了争强好胜、或者为了高人一等，或是为了沽名钓誉、追逐权力或者其他这样卑微的东西；而是为了日常应用，为了改善生活”而去追求。

我们在每天的电视银屏上和福特汉姆大学的年度报告《社会健康指数》中痛苦地感受到，我们对贝肯关于“卑微的东西”的警告忽视到了何种程度。上述报告建立在在人口普查局有关青年自杀、失业、毒品滥用、高中退学率、以及住房占有率的数据基础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状况。结果显示《社会健康指数》由1970年的75降到了1991年的36，当年的报告主编也称这是“可怕的”。

这种“可怕的”社会健康衰落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海洋学者夏克·古斯托在一次从早7点到晚7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带着一个计数器，“每当我遇到有人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下。一天下来我一共按了183下。”

这种经历俯首皆是。不论你是走在巴黎还是雅典还是洛杉矶还是墨西哥城里，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勤于思考的科学家，古斯托开始探索这种个人经历的社会意义。他在调查总结中说：“控制这种不良消费，应当是社会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我不是说像生态之类问题，要国家来处理。我是说当你开车遇到红灯时，就会停下。你并不会认为红灯是为了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红灯是为了保护你的。为什么在经济中没有这样的东西呢？……社会机构应当承担起责任，而不是依赖个人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