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在《南风窗》上转载了任正非的一篇文章《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文章是从我到深圳华为公关部时，他们给我的《华为人报》上发现的。这篇文章后来又被《读者》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到2003年底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还在转载这篇文章。

可是，大概没有人知道，当任正非收到《南风窗》寄去的300元稿费时，他亲自批示退回，并且要华为公司法律事务部跟《南风窗》交涉，意思是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发表云云。他怎么能这样？后来我问过中国人民大学一些给华为做咨询的教授，他们说：“这就是任正非的风格。”人大和华为曾经联合在北京召开《走出混沌》一书的研讨会，第二天会议就要召开了，头天晚上任正非突然发话，要教授们保证明天会议上不能讨论华为的股权问题，教授们千解释万解释，说会议邀请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不可能给他们划定什么范围。但任正非不依不饶，否则宁可明天不开会了。

就是这个非常自我、偏执和决绝的人，早期在深圳被叫做“任疯子”的人，创建了华为，并且领导华为成为中国最了不起的公司之一。

今天的华为已经开放了许多，我在2001年发表了《“冬天”的震撼》一文，2003年在《大变局》一书中还专门写了一章《知识造就华为》，再没有受到过类似1998年时华为给予的“礼遇”。越来越多关于华为公司的报道和图书问世，使得这个公司更多地裸露出它的魅力，同时也留下众多待解的谜语。

但任正非依然保持着神秘。绝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是通过他的那些在业界广为流传的文章和包孕其中的思想、观念、情感、价值，例如《华为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创新：华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活下去，企业的硬道理》、《华为的冬天》、《北国之春》、《回忆我的父亲母亲》等等。对他的文章，不少中国企业当成范本，四处搜索、研读，甚至日本的企业也翻译出来让员工学习。我还记得，《华为的冬天》出来后，创维集团的董事长黄宏生有一次对我说：“这篇文章说出了所有干企业的人的感受。”当时刚刚担任联想集团新帅的杨元庆把这篇文章发给所有中层干部，要求认真学习；东软集团的董事长刘积仁在公司成立十周年大庆前读到这篇文章，亲笔写了《致东软全体员工的一封信》，试图让东软名员工读出两个字：危机。

这就是任正非的魔力，一种文化的魔力。正如他的那段名言：“资源是会枯竭的，惟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一切工业产品都是人类智慧创造的，华为没有可以依存的自然资源，惟有在人的头脑中挖掘出大油田、大森林、大煤矿。”“文化，不仅仅包含知识、技术、管理、情操，也包含了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无形因素。”他有时行事怪异，不近人情，不合常理，但他的内心世界的深度和高度，又有多少中国企业家可以比肩？

在最近的20多年，中国制造了无数商业奇迹，想起来都让人震撼和感动：1987年10月，在深圳湾畔一处杂草丛生、两间只能被称为“简易房”的地方，一个从内地退役的部队团职干部，当时已经43岁、名叫任正非的人，和其他5个人一起用24000元钱创办了一间小小的公司，经营范围不过是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起初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价格差获利。这间公司就是华为，注册为集体企业，实则为私人或合伙企业。企业刚有些积蓄，任正非就决定将全部资金倾囊投入数字交换机的自行研究开发上，至1992年研制出第一台小交换机，1995年研制出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在华为诞生不久，任正非就提出“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并且逢人就传播这个狂想。“任疯子”的叫法正因此而得。后来，他在一次汇报时说：“也许大家觉得可笑，小小的华为公司那时竟提出这样狂的口号，但正因为这种目标导向，才使我们从昨天走到了今天。”
这就是“中国梦”！

我在《知识造就华为》的结尾写到：“华为的成功表明，不仅在技术层面，中国企业可以平等地跟国外公司赛跑；在管理层面，中国企业也有追赶的可能。因此，可以说，华为的存在，为中国高科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建立了信心。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华为都将是一座骄傲的里程碑。”

同样，任正非也是我们时代的一座里程碑。

今年，他61岁了。经历了太多人生的激流冲浪，在事业的压力与磨难中达到了生命的高峰体验。他应该平和一些了吧。

继《华为真相》后，知名财经作家程东升又推出了这部专注于华为的经营管理智慧的著作。对这样的工作，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且我认为，关于华为的研究，现在做的还太少，还很不够。

我们有理由继续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