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锴先生远行之后，我把他先前绘赐的《水仙图》衬上绫子装进镜框悬在壁间。这样做，我觉得一则有利于保存，二则更可以天天拜读品味。看到这幅画，也就仿佛看到了先生。

　　画面上，衬以灵石的一簇水仙分外清雅可人，茎肥叶茂间，黄冠白花开得正酣，幽香如喷。尤为提神的是，以古隽的小篆题有南宋杨万里的两句诗：“天仙不行地，且借水为名。”十个字以二二三三式竖排作四行，居画面之左上方，与居右而稍偏下的花石呼应得宜，读之备见构图之匠心。书画合璧，此之谓也；先生厚意，尽在其间。

　　《水仙图》是6年前先生寄下的。当时捧在手中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我多年来想保存先生一幅画品的心愿终于得偿；惊的是如此珍贵的名家大作竟是由一封平信寻常邮递的！以至想来不免有些后怕。然而先生就是这样寄下的，信中也只是轻轻一笔带过：“小画一幅，奉上作留念而已。”丝毫也没有德人的意思。这就愈发令我对他老人家肃然起敬了。

　　我无意于收藏，作为普通工薪族，糊口之余，也无雅兴侈谈收藏。但是作为文化人，我愿意保存素有交契的师友的墨迹和著述。春去秋来，霜晨月夕，时或翻阅展读，总会重又牵一缕思念，添一份温馨，增一种感奋，生一番怅惘……这，也就足够了。

　　记得2002年秋与林锴先生在晋东南的长平古战场诗词笔会上重逢，大家同上羊头山寻访炎帝遗迹，我在登山途中鼓足勇气向先生求画，那时距我与先生始为文字交已近20年，但我随即感到这或许仍然未免轻率而且场合非宜。不料，先生却立马不假思索地慷慨俯允了。而且果然，一个月后，他由东北刚刚归返京华，就寄来了那封信和《水仙图》。这让我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我为先生做了什么？竟蒙如此厚馈！我知道，许多年间，由各种角度切入而登门向他求画者络绎不绝。结果呢？读读先生为此而作的几首《应客叹》诗就可想而知了。其二云：“拜门有客正弓腰，雅慕先生欲订交。腹具蛙形真富态，身无鸟事但穷聊。茶经七碗神逾旺，斗转三更表似胶。莫怪当前多失礼，老夫病骨不禁熬。”还有一位“来自白山隈”之客，携带“一段人参”、“两斤蟆肉”，试图“恭求一幅老钟馗”以驱“邪祟”，只怕他是抱憾而归了。市井之人对艺术的亵渎，必然遭到艺术家的婉拒。这个道理，他们哪里晓得！

　　1995年的一个寒雨秋夜，我曾专访林锴先生于京华亚运村，后来写下一篇散文刊于南方某省报。先生阅过旋即回函道：“十分感谢你为我宣传，文也写得流畅有味，仿佛有‘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的情趣。”我在文章开头谈到正是由于读了先生的《应客叹》诗而深知他不胜其扰，所以多年来虽一直想拜访他而“望门却步者数矣”。针对这一点，先生在信中说：“有空到京来，请过寒舍小叙，无须望门而却步也。”作为诗坛前辈，先生对我的诗称赏有加，说是“清新隽逸有余味，功力也足以副之。”这让我颇增惶愧。

　　但是，先生知我。应如李义山所谓“心有灵犀”。而作为一向尊敬他的后学，我却不敢在他身后谬托知己。业界周知，他是黄宾虹、潘天寿等国画大师的高足，是诗、书、画、印 “四绝”兼擅的大家，又是国务院总理聘任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因恩师荒芜老人而得识林锴先生，多年来读其诗品其人，我更突出地感受到他那平民艺术家的可贵本色，在他身上看不到令人敬而远之的名士气。荒芜老人生前为林诗《苔纹集》撰序，谈及第一次见到林锴，直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之中的画家、诗人、书法 家、篆刻家；倒更像一个杂货铺里的伙计。”同样，1986年5月，大家一道在八宝山公墓向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遗体告别之后，归途车中我见到的林锴先生也是衣着简朴随意，一似常人，而且待人谦和，蔼然长者。

　　他的平民本色，更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诗中。备受称誉的七律组诗《画地吟》应是典型的代表作。其四云：“谁知图后有艰辛，肘汗淋涔两膝尘。信矣天才凭地造，大哉后土本吾亲。龙蛇脚下盘成趣，鸡犬云中听甚真。昨夜画禅参一指，墨花万朵报阳春。”如此乐观幽默地抒写当年自己身居斗室、伏地作画的艰辛艺术生涯，这就令人在击节叹赏其诗的同时，不能不为艺术家的可悲命运唏嘘不已。《自题红梅图》云：“壮游不问地天涯，人海投身便是家。”《述感》云：“从今月斧修天阙，多放清光与下民。”《题自画像》云：“上帝未招糖果宴，下方且作自由民。”这种自甘自觉的平民意识，与某些人作梦也想挤进文化贵族阶层的心机恰成鲜明的对照。我想，这正是先生人格的可敬之处吧。

　　先生赐画之后，无以为报，我写了一首七律谢他：“天下几人称四绝，囚奴匠丐许先生。苔纹纵细浑由我，艺路虽宽不傍朋。踬顿未闻心懈怠，浇漓尤见骨崚嶒。廿秋存得忘年谊，墨宝奇馨满室腾。”这里说“囚奴匠丐”，是因为先生自谓“书奴、画匠、印丐、诗囚”。诗寄出好久，却无回音，打电话到他府上，总是无人接听。心中不免挂念。后来才听人说，先生病了，由高层领导亲自关照，住进某国宾馆疗养。曾想前去探望，但我知道那里门禁森严非同寻常，况且即便能够获准探视，也只会打扰先生。还是待其康复之后再去亚运村拜望他吧。

　　谁料到，这个机会永远失去了！

　　2006年6月9日，我突然收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和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两家单位联合发来的讣告：林锴先生已于5月24日在北京逝世，而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8 日在顺义潮白陵园举行。讣告的落款时间是25日。也就是说，我是整整半个月后才收到讣告的！看不清信封上邮戳的日期。而平时，北京承德间三天可见信；这次不知是为什么……

　　那么，发送讣告，为什么不选择比平信更迅捷更可靠的方式呢？

　　好半晌，我仍沉浸在哀思与无奈的交织中。

　　先生病了，我没去探望他；先生走了，我无法送别他。留下的是永远的遗憾。

　　转眼一年多了。朝朝暮暮，抬眼看到壁上清雅的《水仙图》，就仿佛看到了林锴先生那慈善的微笑。人称他是“中国文人画最后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