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图书]《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弗朗西斯·福山著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弗朗西斯·福山著 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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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繁荣的基础（以下书评内容为转贴）:

我们的老祖宗是重视信任问题的。在孔子的《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仅次于“仁”和“礼”。“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句话就出自《论语》。但20世纪后半期，“信”被彻底摧毁了。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挑动人与人之间的揭发、告密，以致于连父母妻子都不可信。后又是金钱欲泛滥，只认钱不认人。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式微已成中国社会经济繁荣的大敌。

人人都关注信任的重建，但角度不同。经济学家强调产权、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是建立信任的基础；法学家强调立法和相应的惩罚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化，才有信任的保证；伦理学家则在呼吁道德重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从文化角度分析了信任问题，又给我们一个新视野。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福山对经济繁荣的解释不同于正统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家把利己作为理性人的本性，用私欲的追求来解释经济发展与繁荣。福山认为，“这个学说的80%是正确的”，“剩下的20%只能给出拙劣的解释”。经济与文化不可分，福山用产生于文化传统的信任来解释经济繁荣。

福山认为，经济繁荣取决于三种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社会资本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或者说，“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这种社会资本不是来自于理性投资，而是产生于宗教、传统、习俗这类称为文化的过程。所以，“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素质。”福山正是围绕信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文化对信用形式的作用来展开他的论述的。

福山把社会分为高信任社会与低信任社会。高信任社会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低信任社会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的社会。高信任社会经济繁荣，例如，日本、德国和美国；低信任社会繁荣以持，例如，中国、意大利南部和法国。信用程度的高低是与一个社会的文化相关的。

任何一个经济的活力都来自于企业。成功的企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尽管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大量小企业，而且小企业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大企业仍然是经济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企业的成败将左右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大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形式：家族企业、专业管理和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和国有企业。家族式企业难以成为持久存在的大企业，国有大企业的低效率总是几乎无法克服。高效率的大企业只能是专业管理和私营企业。一个国有的大企业采取哪能种形式取决于产生于文化的信任程度，这正是与经济繁荣紧密相关的重要原因。

低信任社会的组织可以称为马鞍型，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家庭，缺乏一种社会中间组织。这种社会中企业的形式以家庭式企业和国有企业居多。福山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和法国属于这种社会。以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为例，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本的，信任只限于家庭之内，对家庭之外的人缺乏信任。所以，企业以家庭式为主。一方面，小企业多，如台湾和香港是小企业为主。一方面，小企业多，如台湾和香港是小企业为主；另一方面即使是大企业也实行家族式管理，由子女继承，难以持久存在，王安公司就是例。

高信任的社会有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以及其他自愿团体，这些组织在非血亲关系之间建立了信任，从而可以建立有效率的大企业。

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往往被人们低估。日本企业大而且有效率就在于日本公司是一种“网络组织”。战前是以财阀为中心，战后是围绕某个银行由不同行业的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这种网络已联合了31%的公司，其成员之间没有正式法律，联结他们的是一种默契的合作与信任关系。这种网络组织的形式则在于“日本很早就有一些不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习俗。”例如，收养非血亲的人为子女，并让这些子女继承家庭的权力。这种继承的比例高达25%-34%。此外，终身雇佣制也有助于企业与员工的双向信任。

美国被认为是一个以个人主义的中心的国家。福山指出，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有双重文化：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美国民主与经济的成功不是由这两种文化中的一种造成的，而是两种文化相互趋动的结果。所以说，美国“是具有高度自发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地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因而可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在这种组织中，非血亲人员可轻松为着共同的经济目标合作。”这两种文化都来自新教。托克维尔和韦伯当年访问美国时都注意到美国的社群生活。美国民间组织发达，存在广泛的信任，可以产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

福山的《信任》一书说明了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所有人的共识。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学家、法学家和伦理学家所强调的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只有把产权、立法、道德、文化结合起来，才能建立信任关系。在中国重建信任也需要走这一条路。

本书的译文是通畅的，但译者似乎对经济学了解不多，以致经济学问题存在些误译。如把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ts）译为新商业主义（重商主义是16世纪前后的一个经济学派，主张多出口少进口；新重商主义指当代保护贸易者，与一般所说的商业不同），介绍熊彼特时漏了他的创新论和了重要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书名《道德情操论》译为《道德情感论》等等。当然，要一个人什么都懂并不现实，需要合作。看来各专业专家的信任与合作也是出好书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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