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票号牌匾
大掌柜雷履泰房间
平遥古城街道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平遥，那是因为一首民歌里唱到了平遥的牛肉，我的姑姑在榆次，榆次离平遥很近，但多次去榆次，却一次也没有去过平遥，姑姑把平遥叫“乌龟城”，我只是纳闷，可不知就里，第一次去平遥已是2004年，这么多年后，才知所谓的“乌龟”是指古城的形状。
平遥古城并不大，雇一三轮车，大概半个小时就可围城墙转一圈，可就是这不大的古城，在约200年前，却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人们把它比作“中国的华尔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首个金融类机构--票号就出现在这座城市。票号业的产生，是晋商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之一，它第一次把传统的商业运作和商业资本联系到了一起，并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商业的发展，于是，千里行镖让度给了银钱汇兑。
中国的第一家票号叫日升昌，它就坐落在平遥城的西大街上，窄窄的街道上店铺林立，日升昌并不显眼，不过挂在里院的一块御赐牌匾“汇通天下”还是说明了这座院落的不平常，西方的金融专家甚至把日升昌称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在英语中，票号被翻译为“SHANXI
BANK”。
日升昌成立的时间有很多说法，不过1823年-清道光三年被认为是一个较合理的时间。日升昌之前做的是颜料生意，号庄叫西裕成，大掌柜雷履泰在经营中深感银钱运送的不便，并受账局的启发想到了异地汇兑（账局主要做同城汇兑），于是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成票号，由此，日升昌正式诞生了。
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悬于门前的一幅对联显示出了这种气派：“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正如其名一样，日升昌很快发展了起来，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分号达到了上百家，遍及全国的35个主要城市，白银储备占到了清政府的80%，清末最后一代票号掌柜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曾有这样的评价：“西商票庄，创始于雷君履泰，暗合古交钞法，与今之中西银行尤能挟其秘奥。故咸、同以来，六十余年，全国财政，赖以灌输，称极盛焉。”
从事银钱的异地汇兑，其难度是今人所无法体会的。当时的异地汇兑，有两个难题：一是汇兑标准，二是汇票防伪。当时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两和铜钱，银两和铜钱的制造并非出之一处，每一处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比如当时南京的倾化银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这样就需制定一个统一的汇价标准，以保证公平；而汇票防伪，即令今天，造假也是常有之事，日升昌的汇票，都由票庄自己印刷，一旦出现假票，票庄就会遭受信誉和经济的双重打击，不过日升昌的防伪技术却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在它的百年历史上，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错误。这实在令今日之银行汗颜！
日升昌的发展，赖于其管理的创新。票号实行严格的“两权分离”，东家和掌柜各行其事，互为牵制而不干涉（东家相当于今日之董事长，掌柜相当于总经理，在现阶段，我们很多企业都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不分），东家负责聘请掌柜，但具体的经营活动，东家不能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是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
为了激励掌柜和重要的伙计，日升昌实行了“顶身股”制度，也即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年底参与分红，这种顶身股属于“虚拟”股本，不用交钱，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获得身股是从当学徒开始的，进号三年的学徒期主要是干杂活、学业务、跟师傅跑生意，三年期间不准回家、不准告假；学徒期满，就成为票号的伙友，但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身股。票号中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而顶身股的制度又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和票号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
日升昌还制定了各种号规，上至掌柜，下至伙计，都须严格执行，绝不讲情面。比如“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眷，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在一家票号犯事者，其他票号都不会录用。
日升昌的票号生意，和今天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同的是，它要承担无限的责任，由于资本金都比较少，要想让人们相信，就必须对顾客做到言而有信，“宁可赔折腰，不让客吃亏”说的就是票号的诚信。在晋商的经营历史上，有许多孙子替爷爷清帐，儿子为父亲还债的故事。这种商家义务，不是用现在的契约合同责任所能解释的，不过也有人认为，这种苛守信用的无限责任，也限制了票号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型。然而这种近乎宗教般的诚信，为晋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清朝续文献通考》称：“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评价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商人会像中国的票商这样值得信赖。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在用人上具有极为鲜明的山西特色。所有的山西商人，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乡不用亲。开票号的东家为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员，从大掌柜到伙计学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不用家人和亲戚，是晋商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不成文规则（这和现在很多私企用一大帮亲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在中国千百年来重视亲情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票号只用山西人，这和当时的信息条件有关，当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一旦出事，乡里舆论不容，欺骗行为会付出极高的成本。所以，不仅是日升昌，而且包括所有山西票号，不管是鼎盛时期，还是衰败末路，数百年间，居然没有出现一起掌柜贪污或卷款逃跑的事件。
票号的诞生和发展，来自于社会动荡造成的机遇。道光二十九年，70岁的雷履泰在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后去世。其时，票号业在全国进入鼎盛时期，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金融命脉。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官方”。票号的发展过程中，吃了官方的甜头，但也带来了苦头。咸丰年间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南北的商路、漕运几近阻绝，清政府被迫将汇兑京饷的重任交给票号，山西的票号成了清政府的中央银行，这使得票号的经营规模迅速扩大，但紧傍官方，把票号的命运同朝廷捆绑在一起，随着清王朝的衰微，票号也出现了危机。
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开放口岸，外国的资本不断进入中国，现代的银行业，也开始在上海出现。本来，顺应时势，在中国开办银行，是山西票号顺利成章也是最拿手的发展方向，然而，晋商拒绝了这个机会。1904年，清政府提出设立户部银行，要求山西票号出钱出人，被晋商拒绝，旋又提出政府出钱，票号出人，再被拒绝，户部银行成立后，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同样被拒绝，袁世凯打算成立天津官银号，请山西票号入股，也碰了钉子。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户部银行成立后，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自然垄断了所有的官银汇兑，这对于山西票号无疑是致命一击。
山西的票号掌柜李宏龄和渠本翘（话剧《立秋》的原型）曾多次建议山西各大票号联合出资，组建三晋汇业银行，但遭到蔚丰厚平遥总号大掌柜毛鸿翰的反对，设立银行的想法以失败告终。后来，李宏龄将组建银行的经过和教训编撰成书-《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商成败记》，书中写道：“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1914年，在金融界活跃近百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如下：“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目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也。”
百年日升昌的兴衰，著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曾评价其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但它的现实意义，对于今日欲走向世界之企业，同样值得借鉴和警戒...
后记：这段时间我用几篇短文记录了晋商这一群体，也算是同为山西人的一些感慨，现如今，山西的商业发展远落后于全国，山西商人的形象也和煤老板挂在了一起，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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