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名称，起源于人们交流的需要，主要是非现场交流的需要。现场交流，名称不是必需的，说话者可以用手、用细棒直接指示，比如“请你把这个往右挪2米”，配以说话者的手势，听者立刻就明白说话者口中的“这个”指的是什么物体。 

植物的名称，和人名、器物名一样，本质上就是一个代词。借助这个名称，在实物和名称之间建立一种固定的指代关系，使非现场的听者(或读者)明白说话者(或写作者)在说(或写)什么，这才使非现场交流成为可能。 

植物名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文字来表示。同一植物，咱中国人自然用中文命名，中文名之外还有英文名、法文名、俄文名、德文名、西班牙文名、阿拉伯文名等等。即使是中文名，不同地域的人们也有不同的叫法，比如番薯、红薯、地瓜、红苕等等，实际指的都是同一物。 

因为同一植物有N多的名称，或同一名称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却指向不同植物，为便于交流，避免歧义，植物学界规定以拉丁文双名法命名的学名，简称学名或拉丁名，作为国际公认的植物标准名称。 

相对于学名，所有的中文名、英文名、法文名、俄文名、德文名、西班牙文名、阿拉伯文名……都只是习用名而已，区别只在于使用人群多寡和流行地域幅员之大小。 

这些本来都是常识，学习过生物基础知识的中学生都知道。 

为什么要说起这些呢？ 

因为我在整理植物照片、查证植物资料、与专业人士交流的过程中，屡屡碰到植物中文名不规范所产生的困惑与麻烦。 

举个例子，马铃薯，引入中国数百年了，南北各地广为种植，是餐桌上的常见食品，拎着菜篮子的家庭主妇们都很熟悉。有一天我想查查它的准确学名，在《中国植物志》里居然检索不到它。后来请教专业人士，有人告诉我，它的学名叫Solanum tuberosum，它的中文名，在《中国植物志》里不叫马铃薯，而是“阳芋”。难怪我查“马铃薯”找不到它。 

我无意贬损《中国植物志》。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植物志》共80卷126册，编写历时35年（1959－2004）、体现了中国最优秀的植物学家的集体智慧和科研成果，其权威性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资料可以超过，辅之以相关地方植物志，一直是学习植物最有用的工具书。在同物异名情况下，以植物志记载的中文名为准，相对来说是最为可靠的选择。 

但是，《中国植物志》以及一些地方植物志，由于编纂时间较长，参与人员较多，在植物中文名的命名上，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刚才所举就是一例。 

有不少学者也看到了植物志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对植物中文名的修订要求，有的还写了洋洋数万言的专业论文。 

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不主张修订，主要理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能随便改名。 

我个人赞同修订；后一种意见，我认为站不住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然要传承，但传统文化也是在不断更新发展的，如同长江黄河，滔滔江河奔腾入海，古今皆然，但今日之流水，已非古时之水也。若不让江河流动，必然成为臭水一潭，长江黄河还能成为我中华民族今日之母亲河么？古之甲骨文、钟鼎文，固然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今之楷书乃至印刷体，同样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坚守甲骨文、钟鼎文才算传承民族文化，那就不会有后来的隶书、楷书乃至印刷汉字。所以，我认为，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但对传统文化要作发展演替的动态理解，若不与时俱进，那只能成为古墓僵尸，离消亡就不远了。 

植物中文名的修订工作迟早都是要做的，虽然未必是在当下。但“不能随便改名”说得没错，改乱了，不如不改。改，就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这样才会越改越完善。以我之浅见，下列原则应当得到遵循： 

1、大稳定，小调整。改名要慎重，有错的要改，明显不合理的要改，可改可不改的就从旧不改。这既是尊重前人，也是照顾习惯，避免引起无谓的混乱。 

2、选用约定俗成、使用最广泛的名称。例如Solanum tuberosum被广泛称作马铃薯，也有叫土豆的，还有叫洋芋的，但无论是专家层面，还是社会公众，多年来几乎没什么人使用“阳芋”这个名称，说明“阳芋”与实物之间的指代关系建立失败。所以，Solanum tuberosum的正式中文名，还是叫“马铃薯”为好，这样改，无论学术检索还是日常交流都会方便得多。至于土豆、洋芋等其他中文名可作异名或别名予以保留，以利检索或某些局部场合交流。 

3、选用更准确贴切的名称。例如Albizia kalkora，在《中国植物志》里叫作山槐，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槐属植物，而实际上它是合欢属植物，更贴切且也很常用的叫法是“山合欢”，所以建议以“山合欢”为正式中文名，其他中文名可作异名或别名予以保留。 

4、避免重名。这容易理解。重名，就意味着名与物的指代关系不是一一对应，而是一对二或一对多，这种同名异物现象的存在，易产生歧义，使交流变得困难。例如《浙江植物志》里豆科的Crotalaria sessiliflora，中文名叫作“野百合”，与百合科的Lilium brownii发生重名，因为后者的中文名也叫“野百合”。在Flora of China里，Crotalaria sessiliflora被称作“农吉利”，这就避免了与Lilium brownii的重名。我认为，FOC对Crotalaria sessiliflora的处理较为妥当，《浙江植物志》这样处理不合适，应作修改。

5、废除过于冷僻的汉字名。例如，在《中国植物志》和《浙江植物志》中，Campylotropis macrocarpa的中文名写作“[艹/杭]子梢”，也就是说，第一个字，在“杭”的上方还要加一个草字头，读音同“杭”。这是一个近于死亡的冷僻字，不仅2000年发布的GB18030新国标电脑字库没有收录，很多中小型汉语字典也查不到，几乎没有什么人使用。从植物名来说，加个草头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反而难读、难写、难检索，造成交流的不便。这个字，不如去掉草字头，把植物中文名干脆改为“杭子梢”，交流会方便得多。有人说，电脑字库可以扩充，字典也可以增加条目，保留[艹/杭]更好，那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不赞成这种观点。电脑字库和字典当然可以扩充，但扩充到什么程度才是尽头？需要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近于死亡的这类汉字，保留着，又有多少实用价值？蕴含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废除这些没人使用的汉字，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断裂了？

Albizia kalkora，《中国植物志》称为“山槐”，其实是合欢属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