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作人的童年

 许多次，我从鲁迅与周作人的照片中，试图把两人的音容笑貌，与他们的漂亮的文字，复原到一种有血有肉的形态里。我竭力想顺着时间的隧道，溯回到往昔的岁月里，去谛听、去体味这两位智者的声音。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惘然里。两颗复杂的、痛苦的灵魂，常常使我无法抵达其形态的彼岸。它们永远是一种亲切，又是一种陌生；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疏离。理解鲁迅与周作人是困难的，但20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没有谁，能像他们兄弟二人那样，具有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诱力。在探寻往昔的文化之旅中，我在周氏兄弟面前长久地驻足，以至无法前行。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是什么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无数个昼夜的默默的静想中，我的思绪完全被他们占有了。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里，除了接受拷问与诘难外，不会有丝毫的轻松。但也恰恰是这两个多元的、甚至对立的世界，使我的灵魂得到解脱。旧的时光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永恒。我快意于这寂寞的漫游，虽然我未必获得昔日的原本的存在，但重新经历或体味已逝的灵魂的历程，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谢去了，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只有读了这漫长的历史，你才会发现，周氏兄弟是我们文化之旅上两个多么显赫的异端。谈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你便不得不复温他们的旧梦。那些关于启蒙的沉思，关于国故的愁思，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关于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永具诱力的。在鲁迅与周作人那里，你体味到的有传统中国人最深切的人性的光泽，更主要的，是一种非常态的人生企盼吧？对我而言，二周的世界，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沉重，中国现代人的最困惑的一隅，几乎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但它并不给你晦气与绝望，在这两颗复杂的灵魂里，你感觉不到一种焦虑与挣扎中的生命的快意？

　　从晚清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苦苦地寻路。战争、内乱、饥荒、骚动……每一次苦梦结束的那一刹那，我便想起了周氏兄弟。在对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诸方面的态度上，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是具有鲜活的参照价值的。这使我想起康德哲学与欧美文化、托尔斯泰与俄罗斯的文明史，周氏兄弟的世界，对中国现代文明而言，有相近的关系吧？周氏兄弟以他们的光泽，把中国的新文化，变得深厚和丰满起来，以至后代的文化人，谈人生与社会，便不得不延续着他们的主题。80年代的新启蒙，90年代的个性主义文化的兴起，都闪动着两人的余绪。在许多文化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里，你都能读到周氏思维方式对后人的潜在规范。“五四”后的新文化，走向是多元的，但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和生命的深层体验，我以为二周的遗产的深刻性，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二周的精神在一致性中，又分化出截然对立的两元世界。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他们永远地纠缠着生存的最困惑的一隅，沿着崎岖的路，承受着命运之旅的诸多重负。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便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虽然，你也可以选择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但在正视黑暗与无奈的那一瞬间，你其实便不能不思考着鲁迅与周作人当年面临的同样主题。这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历史就这样地被持续着，正如同老庄与孔孟，后代文人除了重复他们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周作人曾经感叹，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旧时的中国人，是相信轮回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各式永恒的谶语。但我以为我们不会简单地去重复旧梦，时代毕竟进化了。可是在这艰难的进化里，我们又不免绕到已有的旧途，做着跋涉前的喘息。这样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鲁迅，也想起周作人，他们旧时的语录，似乎是说给后人的。在那里，我们总可以抽象出一种思维范式，并在这一范式中找到解释今天的一种话语。而这些话语，常常可以补救大量外来“主义”和新概念的空泛与不足。这使我感到欣慰。我们应当庆幸自己会拥有这样的遗产。或许，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塑的过程，便离不开对这一遗产新式的阐释。如果是这样的话，把生命消融在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感悟的历程里，我以为是值得的。在对历史的旧迹的造访里，我确确实实意识和体味到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与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直接的感性资料，还十分有限。我一直在想，两人的精神的博大与表现形态的不同，或许有遗传基因的作用。这大约属于性格、血型、气质等范围的问题。但对待社会、人生、文化诸问题，他们不同的走向，又与文化的深层体味与兴趣的选择有关。所以，这里既有生理的原因，亦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的谜一旦解开，我们对两人的世界，便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这样描述鲁迅的：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这种谈锋，真可谓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亡友鲁迅印象记》)

　　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一种样子：

　　……他戴着近视眼镜，衣着讲究，言语不多，但又好像有点“架子”似的。……(俞芳：《谈谈周作人》)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梁实秋《忆岂明老人》)

　　后人对兄弟二人的记忆，虽不免有主观色彩，但形态大致应是准确的。1922年，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曾和鲁迅、周作人等人有过一次合影，照片上，两人的服饰相近，形态各异，都给人一种很儒雅的印象。这是一幅很珍贵的旧照，那时兄弟二人感情尚好，同住在北京的八道湾。在事业上，两人均很有成就，当时以“周氏兄弟”之称而闻名于社会。看着他们的合影，我常常想，如果两人一直像那时密切地合作，思想又相互影响，现代文学史，该会是有新的内容吧。至少，周作人不会在绅士的路上越走越远。但历史是外在于人的意志世界而残酷地运行的，兄弟二人精神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裂，内中多有必然的因素。这是历史的无奈。

　　20年代，周氏兄弟以译著和

散文随笔而风靡一时，鲁迅给人的印象，抑郁、沉静、肃杀；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就性格方面来说，哥哥多的是冷的一面，弟弟多温和的一面。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听过鲁迅与周作人的课的大学生们，对二人有着很不同的印象。鲁迅 幽默，风趣而又不失严峻；周作人则戴着高度的近视镜，读着讲义，并不在意学生听进课没有。鲁迅是燃烧的，他差不多和学生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以智慧去感召诸人。周作人的课，你必须认真体味，稍一溜神，便会失去兴趣。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属于官僚层的人物，他偶尔在大学兼课，但影响极大。周作人是专职的教员，在学术上建树颇深，但授课效果并不佳。这只是两人不同的一个侧面，其他的，在为人处世、读书习惯、饮食等方面，也多有不同。但尽管这样，那时人们往往以“周氏兄弟”来合称，把两人视为一体，对他们的才华，颇为赞佩。要谈及文坛的人物，人们往往把他们推为“领袖”，并得到许多的赞誉。他们以超人的才气和深刻的思想，感动了同代的人们，在那动人的思想的光焰下，两人间个体的差异，被遮掩掉了。

　　算起来，鲁迅大周作人4岁。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周家。4年后的1885年1月16日，弟弟作人呱呱落地。那时鲁迅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系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弟弟周作人，最早取名“櫆寿”，后自改成“起孟”、“启明”等。到南京上学时因兄名为“树人”，弟弟遂取名“作人”。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周建人，后来成为科学家。不过，在中国思想史上，三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谓“周氏兄弟”，往往并不包括建人在内，至少文学史上作如是观。

　　从鲁迅、周作人的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翻看着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虫鱼、文史掌故，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两人一同由小镇走出国门，闯进文坛，又共创“五四”新文化，其成就相映成辉，颇为后人所赞佩。

　　早期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生于同一个大家族，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绍兴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人杰地灵之属。周家在镇子上是个大户，土地与房屋均较丰裕，收入亦十分可观。加上家里多有读书人，且又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那气派是很大的。周家几代人，过着十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儒学气十分浓厚。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自称始祖为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周家的读书传统，已达七八百年之久。这传统，当然根深蒂固，祖父与父母对兄弟二人的教育，其严格便可想而知了。

　　祖父周介孚，生于1837年12月27日，1867年中举人，1871年应会试时，中贡士殿试二甲三十九名，是位翰林。这位翰林，性格较怪，一方面满腹经纶，但同时又颇为清高。观鱼先生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中这样写道：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烦碎罗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如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周介孚的威严与功名心也多有联系。他也希望鲁迅、周作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鼓励家人，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作品。至于读诗，则规定：“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是较通晓诗文者的见解，在启蒙教育上，不无道理。鲁迅与周作人后来的喜读诗文，与这位祖父的家训多少有些联系。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对这位威严的祖父，怀有极深的印象。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是个多厄运的读书人。父亲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读这些资料，我总觉得，父亲比祖父要窝囊一些。他因考场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对儿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鲁迅在《五猖会》中，曾记载父亲强逼自己读《鉴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对子女教育的严格。那时虽是清末，外来思想已渐入中土，但文人世家，还是希望后代走科举之路，以成大业。鲁迅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他们生活的社会风俗环境，是颇有特点的，也是两人童年记忆里，最弥足珍贵、最诱人的一隅。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淳朴的民风，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弥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妙趣横生。这种感觉，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意是长久的。鲁迅在《社戏》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1］

　　许多年后，周作人在回忆迎神赛会时，这样写道：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砻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 真……［2］

　　不管两人对民间戏曲的价值判断怎样不同，理解的内容怎样有差异，但对乡间文化的留意和喜爱，是显而易见的。

　　最典型的是对他们的娱园的回忆，更具新的境界。《知堂回想录》很是叹服鲁迅对百草园的描写的笔法，周作人不得不承认，其兄的笔致，是高明的。他说：

　　中国绝少南宗风趣的园林，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因此对于任何名园，都以为不及百草园式的更为有趣。关于百草园的记述，最好的还是让我来引一节《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吧：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3］

　　这样的童年，在两人那里，虽过于短暂，但那余影，一直闪烁到晚年的世界里。鲁迅于1927年为《朝花夕拾》写小引时，便深深叹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种叹惋是真挚的。周作人与哥哥尽管略有不同，但快慰也同样是抹不掉的吧。

　　大约是1893年，鲁迅的家出现了大的变故。父亲以周用吉名字去杭州参加会试，但因祖父暗中贿赂主考官，结果案发，悲剧遂降临周家。买通关节，这在清代的科场中，是并不鲜见的事。但一旦事情败露，便有杀身之祸。那一年，祖父入狱，从此先后被扣押7年之久。周家由此败落下来。

　　当时的鲁迅12岁，周作人8岁。家人怕兄弟们被株连，遂将其送到皇甫庄外婆家避难。这个意外的打击，鲁迅留下的印象极深，也是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被压迫的苦果。外婆家的避难，鲁迅受到了乡人的冷眼，寄人篱下，且看人的脸色生活，纵使是亲人，内心亦多有痛楚。这大概是促使他早熟的一个原因。直到中年，提及此事，他依然耿耿于怀。但周作人，因年龄与性情的关系，避难的日子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他所看所感，却与哥哥大不相同。两人的个性差异，在这时就显示了出来。《知堂回想录》说：

　　在大舅父卧房间壁的一间屋内，是我们避难时起居之处，鲁迅便在那里描《荡寇志》的插画，表兄绅哥哥也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帮助了写背面题字；至于图画则除鲁迅之外，谁都动手不来了。《荡寇志》是一部立意很是反动的小说，它主张由张叔夜率领官兵来荡平梁山泊的草寇，但是文章在有些地方的确做得不坏，绣像也画得很好，所以鲁迅觉得值得去买了“明公纸”来，一张张影描了下来。此外也是在这间屋里，我们初次见到了石印本的《毛诗品物图考》，后来鲁迅回到家里，便去搜求了来，成为购求书籍的开始。这是日本冈元凤所著，天明四年甲辰(一七八四)木板刊行，雕刻甚精，我曾得有原本一部，收藏至今。

　　总而言之，我们在皇甫庄的避难生活，是颇愉快的；但这或者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在那时候是有点麻木的。鲁迅在回忆这时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记得他说有人背地里说我们是要饭的，大概便是这时候的事情，但详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们所说的闲话也难说吧。但是我们皇甫庄的避难也就快结束了，大约是租典的期限已满，屋东要将房屋回收的关系吧，所以小舅父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一家人迁居小皋埠，我们也就于癸巳（一八九三）年底一同搬去了。［4］

　　随后，更大的灾难又降至家中。先是小姑母病故，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为了救父亲，一面变卖家产，一面求医买药，这一切，便自然落到长子鲁迅身上。整整4年，他差不多天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可以想像出，当少年鲁迅疲惫地奔走于绍兴的街市间时，内心是怎样的压抑。他是爱父亲的，但沉重的精神打击，终使父亲倒下，且越来越虚弱。4年后，便死去了。

　　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父亲的病》写他对中医界的昏庸大夫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忧愤和厌恶之情。庸医误诊父亲的病，又荒唐地下药，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间的无奈。读《父亲的病》，便可看到鲁迅心头抹不掉的阴影，那是怎样忧伤、绝望的文字。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忍着耻辱，一遍又一遍地希望着，又一遍又一遍地绝望着。中医本来有它固有的科学道理，但因夹杂太多的经验性与迷信性的东西，又与民俗信仰结为一体，它的有效性，便自然可疑了。况且父亲得的又是重症。鲁迅后来绝望于中医而选择学西方医学，和早年不愉快的记忆是分不开的。这记忆太痛苦，乃至使他中年之后从事创作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灰色的回忆一次次搬出。《朝花夕拾》中尽管亦有迷人的乡俗与童趣，但早熟的少年对苦难的体味，已流露其间了。人无法摆脱早年记忆带来的一切，这先验的认知之网一旦形成，便像与生俱来的疤痕一样，长存不息。鲁迅后来的多疑、敏感，固然与性格有关，但少年时代的不幸，其深重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但周作人对父亲的死，却显得平静多了。也许是因为年少，写回忆文字时又是老年，所以看不出多少悲怆的余音。那一切，在笔下都过于平常，似乎一个淡淡的、远逝的梦，仅在宁静的笔致间，轻轻一滑，便过去了。周作人的痛感显然不及长兄，他大约不是那类过于神经质的人，说其是常态的读书人，大概是准确的。

　　鲁迅对父亲死时的描绘，与弟弟有着明显的差异，且看两人笔致的不同：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5］

　　经过了两位“名医”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病一点不见轻减，而且日见沉重，结果终于在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初六日去世了。时候是晚上，他躺在里房的大床上，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里侧旁边，四弟才四岁［6］，已经睡熟了，所以不在一起。他看了我们一眼，问道：

　　“老四呢？”于是母亲便将四弟叫醒，也抱了来。未几即入于弥留状态，是时照例有临终前的一套不必要的仪式，如给病人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之类，临了也叫了两声，听见他不答应，大家就哭起来了。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意，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成分。因为这是习俗的限制，民间俗言，凡是“送终”的人到“转煞”当夜必须到场，因此凡人临终的时节，只是限于平辈以及后辈的亲人，上辈的人决没有在场的。“衍太太”于伯宜公是同曾祖的叔母，况且又在夜间，自然更无特地光临的道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稳，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罢了。［7］

　　我想，周作人的回忆，大约是准确的。但也许过于冷静，便少了鲁迅那样的艺术化的幻觉。死，对鲁迅而言，太刻骨铭心了。倘若是自然的衰老，那自当别论。而父亲多半是气淤于身，又被庸医所误，加之家道中落，他内心的焦灼与苦痛，是可以想像的。从祖父下狱，到父亲的死，许多年间，周家蒙受了太多的不幸。人只有在被抛入绝境与社会底层，大概才会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炎凉世态。一般的少年，是不会过早地有这种黯然的记忆的，而惟有鲁迅，似乎早早地经历大的苦难，受深的折磨。他后来的性格的形成，从早年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一点投影的。

　　这一切，周作人都再清醒不过了，但道理上通晓，而在情感方式上，却是有差异的。人们在直面同一件事物时，其经验是如此不同，人与人的难以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孙郁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