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海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当初指导我论文时，总是推翻我那些幼稚的想法，最后帮我选定了一个可进可退的方向，每次想到我都很感激。我这人“眼大肚子小”，要是叫我肆意的写，怕是那一毕业了。做学问，要踏踏实实的，玩不了半点虚的，所以我不敢继续做学问，崔老师也很理解。今天听说：知识分子大约有三种，一种是学者，做学问的人；一种是公知，大约研究过一些学问，但主要是传播知识，讨论、参与公共事务；一种是行知，就是在行动中的知识分子，鄙人怕是第三种了。

关于清末新政，我分了几个阶段，1901年到1903年是一个大家在摸底的阶段，制订改革纲领。从清朝上谕到后来的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江楚三折》看，改革的计划是非常全面的。政治、经济、教育，全方位的改革。当然，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完整的近代化改革任务，给予充分肯定。我个人认为，这个改革纲领确定了这场改革百分之百要失败的。为什么？清朝政府，这么一个全面性的改革，远远超出了清朝政府国力与财力。

我们回头来看，制订改革纲领的时候，政务处制订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案，提出改革有些要办一两样，让老百姓接受的，改革不能劳民，不能害民，要迎合老百姓的意愿。但是，慈禧太后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洋人的好，改变自己形象，结果对这套改革显然是不会接受的，全面改革方案更加改变他的形象，所以他要搞全面改革。

再比如清末禁烟，禁烟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事情，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清末禁烟取得成功，就是迎合了民族主义，老百姓、士绅，大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我们的支那民族不能再成为“烟馆”。但是从改革的角度来说，禁烟是清朝政府的败笔。禁烟激化了一些官民矛盾，有一些靠种烟为生的人，他就起来闹事。当时清朝政府本身财政是非常困难的，从鸦片里边可以收到许多财政收入，禁烟之后也批财政收入没有了，要靠其他的弥补。改革实际上是系统工程，什么先改、什么后改，实际上是非常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