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题目就是看陈昂VS周楠:

毛传没有明言文王改元称王之事，至郑笺才有特别明确的说法。郑笺释“文王受命”句谓：“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孔颖达疏遍引谶纬之书以证郑笺之说，认为“此述文王为天子故为受天命也”。关于文王是否在殷末已经称“王”的问题，汉以后的学者颇有争议。唐儒刘知几《史通·外篇·疑古》以“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为理由反对“称王”之说，认为周文王若有盛德，必不会称王。宋儒欧阳修举四证进行详论，坚决反对“称王”之说。南宋时，朱熹不坚持欧阳修此说，而是闪烁其辞，以“自家心如何测度得圣人心”，来搪塞学生的疑问。清儒也有反对称王之说的，如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三即断言文王曾经称王之说“皆诬文王也”。然而，在褫夺明祚的时代背景下，清儒则多反对欧阳修关于文王没有称王的说法。陈启源质问道：“《诗》《书》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岂仅命为诸侯乎?”他认为“虽不显言称王，而其实已不可掩也”。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二十三也反对欧阳修的说法，说欧阳修“真眯目而道黑白者矣”。清儒解释《春秋》“春王”之意，多谓这里的“王”即指周文王，如庄存与说：“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大雅》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圣人之志也”，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法。

解决这个争议颇大的问题，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在于史实。在可靠的文献记载和彝铭中，周文王当殷末之世即已称王，这样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其一，《酒诰》谓：“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王国维指出：“降命之命，即谓天命。自人言之，谓之受命，自天言之，谓之降命。‘惟天降命’者，犹《康诰》曰：‘天乃大命文王’、《毛公鼎》云‘惟天庸集乃命’矣。”其二是作为周族史诗之一的《诗·绵》篇历述公亶父兴周之举，诗的末章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朱熹《诗集传》卷十六谓此意指解决虞芮之讼使得“诸侯归服者众，而文王由此动其兴起之势”。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指出：“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司马迁已经从《诗》中看出作诗之人肯定文王受命之年即已“称王”。此说十分明确而毫不游移。既然文献有如此明确的记载，那么后儒为何还不承认呢?原因应当在于后儒的思想背景。可以举儒生在汉景帝前的一场争论来进行说明。《史记·儒林列传》载：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后儒所以不承认文王“受命”称王，是因为要恪守君臣大义。这正是黄生所谓的“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君、臣名分是不应当变易的。然而在改朝换代、新君确立之时，此君臣名分则又不可过于拘泥，否则，新君主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清儒对此问题侃侃而谈，底气十足，原因就在乎此。

说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有待解决，即，持周文王只称“西伯”而决无称“王”的说法，一个重要的依据在于孔子说过“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样的话，如果周文王当殷末之世即已称“王”，怎么还能算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了呢?对此问题，王国维曾经有过辨析，他指出：“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即徐楚吴楚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可以说，此说解决了周文王的“至德”与他“称王”之举是否矛盾的问题，当时“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所以周文王称“王”也就无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