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    姜健

一提稷下儒家，人们马上会想到孟子和荀子。的确，孟子和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与临淄稷下学宫的渊源可谓深远。儒家亚圣孟子，曾三次来齐，在齐都临淄居住达十余年之久，虽其是否稷下先生尚待确考，但其与稷下先生淳于髡等人交往密切、经常到稷下学宫进行讲学、论辩活动，其民本思想、经济思想、“气”论等深受齐文化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荀子则更不用说，他居于临淄的时间更久，达几十年之久，在稷下学宫曾“三为祭酒”，其隆礼重法、王霸并举的思想，更是集中体现了稷下学宫“争鸣”“融汇”“创新”的特点，打上了齐文化“兼容并包”精神的烙印。毫无疑问，说孟子和荀子是稷下儒家的典型代表，于史有据，确凿无疑。

    现在，一些问题来了：时间跨度约一百五十年、鼎盛时期数万人、号称世界上开办最早、当时规模最大的官办大学——临淄稷下学宫里，就仅仅只有孟子、荀子两个儒家学者吗？还有没有其他儒家学者呢？如果有，他们是哪些人？哪些文献典籍中的记述，可以证明？最近，笔者围绕着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粗浅的研究，现将一些“成果”罗列如下，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孟子的15位弟子，应属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儒家

     孟子不是一个人游齐的，跟随他的弟子众多，史书上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跟随孟子的车子有几十辆，随从数百人）。孟子既然与临淄稷下学宫渊源深厚，与稷下先生交往密切，时常到稷下学宫讲学、辩论，属稷下儒家，那么他的弟子们，特别是随他游齐的弟子，也与稷下学宫多有交集，也应属稷下儒家无疑。

据统计，《孟子》一书中明确记载的孟子弟子共18位：充虞、高子、孟仲子、子叔疑、季孙、乐正克、彭更、桃应、万章、咸丘蒙、匡章、陈臻、陈代、陈仲子、屋庐子、滕更、公孙丑、公都子。

其中，确认为齐人的，有9位：高子、浩生不害（即告子）、公孙丑（临淄毗邻的寿光市东公孙、西公孙村旧有公孙丑墓）、陈臻（临淄区辛店街道渠村旧有陈臻墓）、万章（临淄毗邻的张店区万盛村西北有万章墓）、咸丘蒙、匡章、陈代（陈仲子之兄，仕齐）、陈仲子（邹平长山镇原有陈仲子墓，陈仲子后期思想转为道家或农家）。

除9位齐人外，还有虽为其他诸侯国人，但明确记载其跟孟子一起游齐的有4位：乐正克（鲁人）、孟仲子（邹人）、彭更（国别不详）、充虞（疑似齐人）。

此外，还有两人明确记载曾在齐国做过官：徐辟（邹人，曾仕齐。临淄区皇城镇史王庄北有徐辟墓）、盆成括（疑似齐人，曾仕齐）。

综上所述，18位孟子弟子中有15位，与齐国有关，都来过临淄，到过稷下学宫，故他们均应属稷下儒家人物。

    （二）孟子的好朋友——齐人景丑氏，应属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儒家

景丑氏，战国时期齐人，事见《孟子·公孙丑下》：

有一次，孟子要晋见齐王，结果那天齐王正好生病，没见孟子。于是齐王约孟子第二天早朝见面，孟子也以生病推辞。第二天，孟子去东郭大夫家吊丧。齐王派官员来询问孟子的病情，还给孟子带来了医生，发现孟子不在家中。孟子的弟子孟仲子怕露馅儿，说孟子的病好了一些，出了家门，可能去上朝的了，并派人分头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拦截孟子，让孟子暂时不要回家。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氏家里暂住一宿。景丑氏认为“在家里要遵父子之道，在家以外就要尊君臣之道”，说孟子不太尊敬齐王。孟子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是准备在齐王面前陈说尧舜之道的，其实最尊敬齐王。于是，景丑氏引用了《礼记》中的名言：“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父亲召唤儿子时，儿子来不及答应一声就要站起；国君下令召见臣子，臣子不等驾好车马就要动身。），批评孟子的行为不够礼貌，与《礼记》不合。孟子向景丑氏解释，齐王不能凭着他的地位高，就轻视自己这个品德高尚的老人。齐王要想大有作为，要想行仁政，就必须礼贤下士，放下身段，到自己这里来，而不是自己上他那里去。

从此段记述，我们可以看出：

1、景丑氏，是临淄人，在临淄城内有家宅。否则孟子不会到他家去借宿。

2、景丑氏，与孟子交往密切，友情深厚，是孟子的好朋友。否则，孟子不会在自己家回不了的情况下，上他家去暂住一宿。

3、景丑氏，崇尚礼义，思想与孟子相近。特别是从其能熟练引用《礼记》（《礼记》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中的名句来看，其为儒家学者，特别是研究礼学的儒家学者无疑。

4、文中语句有“景子”的称呼，说明《孟子》的作者，对景丑氏非常尊敬。也侧面证明景丑氏儒学造诣精深，深得《孟子》作者（万章或公孙丑）敬佩。

     此外，《汉书·艺文志》记载有《景子》三篇，班固将其列为“儒家”作品，并称《景子》的作者，可能是孔子弟子宓（fú）子贱一派的弟子。 据清代学者翟灏在其著作《四书考异》 中考证，《景子》的作者就是临淄人景丑氏。  

景丑氏既为齐人、临淄人，又是儒学名家，且与孟子是好朋友。孟子属稷下儒家，其亦属稷下儒家，明矣。

    （三）孟子的徒孙——齐人春居，应属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儒家。

    春居，战国时期齐人，时人尊称为“春子”，事见《吕氏春秋·恃君览·骄恣》、《新序》卷六（误作“香居”）、《尚书大传》五。

第一件事，《吕氏春秋》和《新序》的记载基本相同：有一次，齐宣王修建了规模宏大、超过百亩的“大室”（大型宫殿），众臣都不敢劝谏。春居进见齐宣王，以“楚王大兴土木，招致楚国国力衰弱”、“楚臣不去劝谏，大家都说他们没尽到责任”的反面例子，劝阻齐宣王停止建设“大室”。最后，齐宣王听从了春居的意见，不再修建“大室”。

从这件事的记述可以看出：1、香居生活于齐宣王时期，深受齐宣王信任；2、香居谏君，符合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特点，应是稷下先生。

第二件事，在《尚书大传》里：有一次，齐宣王询问春子，用孝弟之道能否治理好齐国。春子说自己名“卫”，曾听老师乐正子说过周文王治理岐地的故事：周文王尊敬老人，给不同年龄段的老人颁发拐杖，结果岐地孝弟之风闻名天下。建议齐宣王学习周文王，率先垂范，尊敬老人，那么孝弟之道，自然会在齐国推行。

从这件事的记述可以看出：1、《尚书大传》的作者（伏生或其弟子），对春居非常敬重，尊为“春子”，可见春居为儒家人物，且学术渊博、品行高尚；2、春居自称自己的名字是“卫”，可知春居，姓春，名卫。居或子居大概是他的字。3、春居的老师是乐正子，即乐正克。乐正克，战国时期鲁国人，孟子的弟子，思孟学派的重要人物。战国时代儒家分为八派，其中一派就是“乐正氏之儒”，即乐正克及其弟子、再传弟子。乐正克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其著名的教学理论专著《学记》。由此可知，春居不但是儒家学者，而且是孟子的徒孙，属儒家思孟学派、乐正氏之儒。

综合上述，可知：春居，是战国时期齐人，齐宣王时期稷下先生，孟子徒孙，乐正氏之儒的传人。

（四）田过，是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儒家学者。

田过，战国时期齐人，事见《韩诗外传》卷第七：

有一次，齐宣王问田过，按照儒家的礼制，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君主去世也要守丧三年。在儒家人士看来，君主与父母哪个更重要呢？田过认为，君主没有父母重要。因为君子为君主效力，获取土地和俸禄，最终目的是为了奉养父母。

此事，《说苑·修文》里也有同样的记载。

由这件事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1、田过生活于齐宣王时期；2、田过在君主面前直言“君主不如父母”，实话实说、大胆直率，有稷下先生当面劝谏君王的风范，为稷下先生无疑；3、齐宣王向田过问的是儒学的具体问题，田过的回答也符合儒学“仁爱”“孝亲”的基本理论，可知田过确为儒家学者。

综上所述，田过为齐宣王时期稷下儒家学者，是可以肯定的。

    （五）匡倩，是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儒家学者。

匡倩，战国时期齐人，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说三》：

有一次，齐宣王问了匡倩三个问题：儒家人士是否玩博戏（一种棋类游戏）？是否用箭射鸟？是否弹奏瑟？匡倩一一作了否定，他说博戏要取胜，一定要杀死对方的“枭”（类似于今天中国象棋中的“帅”“将”），而“枭”代表尊贵者，杀“枭”意味着杀死尊贵者，这不符合儒家“贱不可凌贵”的原则，是“害义”，所以儒家不玩博戏；而用箭射鸟，是下边的人杀死上边的生命，是“以下害上”，不符合儒家“下不可害上”的原则，是“害义”，所以儒家不用箭射鸟；至于弹奏瑟儒家人士不去做，是因为瑟小弦的声音大，大弦的声音小，于儒家主张的“大小各安其位”正好相反，也是“害义”，所以儒家人士一般不弹奏瑟。

由这件事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1、匡倩生活于齐宣王时期；2、从齐宣王向他虚心请教、他巧妙地以日常生活事理引申出政理的劝谏手法，都可以看出稷下先生地位尊贵、说理智慧的特点，故其应为稷下先生；3、齐宣王向匡倩问的是儒家人士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而匡倩的回答多次体现儒学注重等级、强调贵贱、上下、大小的思想，故匡倩为儒家学者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匡倩为齐宣王时期稷下儒家学者，可为定论。

   （六）孔子的第七代孙孔穿，是齐愍王时期的稷下儒家学者。

     孔穿，字子高，是孔子的第七代孙。孔子的儿子是孔鲤（字伯鱼），孔鲤的儿子是孔伋（字子思），孔伋的儿子是孔白（字子上），孔白的儿子是孔求（字子家），孔求的儿子是孔箕（子京），孔箕的儿子是孔穿。

孔穿的事迹，记载在《孔丛子》（成书于秦汉之际，旧题为孔子第九代孙孔鲋（fù）所作，实出自众人之手）一书之中。与齐国、临淄相关的，主要有二，均出自《孔丛子》第十三章《对魏王》。

第一件事，是孔穿劝谏齐王废除“车裂”酷刑。孔穿认为，当时齐国实行的“车裂”，是“无道之刑”。滥用此种酷刑，将使齐国民众离心离德，各国人才不敢到齐国来，是“亡国之道”。君主滥刑，而齐国臣子不加劝谏，是把君主推向桀、纣这些暴君、亡国之君的境地，犯了“陷主于危亡”的大罪。而君主不听谏言，则是不让那些诚心诚意、忠心耿耿、勇于提出意见建议的臣子们辅佐自己，属于“惑之大者”（大糊涂）。最后，在孔穿的耐心劝说下，齐王接受了孔穿的意见，废除了“车裂”酷刑。

第二件事，是孔穿向齐王推荐管穆做临淄宰（齐都临淄的行政长官）。开始时，齐王认为管穆面貌丑陋，不想让他任此要职。孔穿则说，看待人才，不要以貌取人，应注重他的品德、才干。接着，孔穿先举了“晏婴很矮很丑，却因美德受到齐人敬仰”、“赵武身材瘦弱，说话声音低，外形卑琐，却因美德让晋国安宁、诸侯敬服”的两个正面例子，强调“官在德不在貌”的道理，又举了“临淄市场上有个名叫祖龙始的屠夫，身材魁梧，长相帅气，但由于无德没人尊敬他”的反例，进一步阐明“相貌比起品德是次要的”的观点。最后，齐王被孔穿说服，任用了管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

1、孔穿为孔子后裔，有家学渊源。孔子是儒家，孔穿自然是儒家。

2、孔穿长期在齐都临淄居住。否则，齐王不会让他推荐掌管临淄的官员人选，他也不可能举出临淄市场屠夫祖龙始的例子。一句话，孔穿在临淄长期生活，对临淄的方方面面非常熟悉，了解很深。

3、从两件事来看，孔穿是稷下先生。孔穿的行为，符合稷下先生劝谏国君、“不治而议论”的一般特点。

4、从第一件事中齐王施行车裂、不听谏言的行为，可以看出此齐王残酷暴虐、刚愎自用的特点；从第二件事中齐王“以貌取人”的心理，可以看出此齐王心胸狭窄、轻视人才的特点。由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推论，此齐王为齐愍王田地。齐威王大气果敢（悬赏纳谏可为典型例子），齐宣王爱才不爱貌（无盐娘娘事可为明证），断不会作出上述二事。

故此，我们可以断定：孔穿，是战国齐愍王时期的稷下先生。

   （七）吁子（吁，读mǐ，同“芈”，故又名芈子、芈婴），为齐愍王时期稷下儒家学者。

    吁子，战国时期齐人，名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从此段文字分析，吁子是战国时期齐国学者，籍贯是齐国之东阿，生活的时代在孟子之后，约齐愍王时期。吁子写有学术著作，西汉时期仍在流传。

    吁子的事迹，还见于二书：西汉刘向的《别录》认为，吁子即“芈子”。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吁子》（或《芈子》）列为儒家作品，并说此书共有十八篇，作者为芈婴，齐国人，生活时代为“七十子”（孔子七十二弟子）之后的战国时代。

综合上述两个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吁子（芈子）是儒家学者，著有儒学著作《芈子》十八篇。

吁子（芈子）是战国时齐人，又为齐愍王时期儒家著名学者（这点从后人称呼其为“子”可以证明），而临淄稷下学宫，为当时的百家学术中心，更是儒学中心，故吁子（芈子）很有可能到过临淄稷下学宫，甚至可能就是稷下先生。

    （八）公孙固（韩固），为齐愍王时期稷下儒家学者。

    公孙固（韩固），战国时期齐人，名见《史记·十二诸侯列表》：“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从此句分析，公孙固是战国时期人，是孔子所著《春秋》的研究者，曾写过研究《春秋》的著作。

公孙固之事，还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班固在此篇中，将《公孙固》列为儒家作品。并说《公孙固》这本书一篇十八章，主要内容是写齐愍王失国时，曾向公孙固询问，公孙固给齐愍王讲了很多古今成败的事例，帮他分析了失国原因。

由此段记述，我们可以知道：公孙固是儒家学者，生活时代是齐愍王时期，公元前284年齐愍王失国前后。

关于公孙固的记述，还见于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司马贞是这样给“公孙固”做注释的：宋有公孙固，无所述。此固，齐人韩固，传《诗》者。

从司马贞的这条注释，我们可以得知：公孙固姓韩，是《诗经》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综合上述材料，公孙固的生平事迹可见端倪：公孙固是战国时期齐人，齐愍王时期儒家学者。公元前284年，曾帮助齐愍王分析失国原因。他对儒家经典《春秋》《诗经》很有研究，造诣颇深，著有《公孙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