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美）Bruce M. Metzger著，刘平、曹静译：《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16开本，共328页。这是我一个月前于复旦大学书城以半价购得的，近日方得一阅而过。

一、本书框架

总序

前言

导言

第一部分  对论述新约正典文献的研究

第一章 20世纪前出版的论述新约正典的文献

第二章 20世纪出版的论述新约正典的文献

第二部分  新约正典的形成

第三章 预备时期：使徒教父

第四章 新约正典形成中的各种影响因素

第五章 新约正典在东部教会的发展

第六章 新约正典在西部教会的发展

第七章 短暂的地方正典：次经文献

第八章 两份早期新约经目

第九章 东部教会封定新约正典的努力

第十章 西部教会封定新约正典的努力

第三部分  有关新约正典的历史和神学问题

第十一章  早期教会面临的新约正典问题

第十二章  当代新约正典问题

附录一  Kavwv一词的历史

附录二  新约经卷顺序上的变化

附录三  新约卷名

附录四  早期新约经目

附录五  迄今发现的所有新约蒲草纸抄本目录

附录六  迄今发现的部分新约翻页书抄本目录

索引

本书作者麦慈格（Bruce M. Metzger，914－2007）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教授，曾任美国联合长老会教会牧师，为美国当代希腊语新约研究专家，享有世界声誉。从本书目录框架中可以看出作者麦慈格教授的福音派的影子。本书写于1997年，是麦慈格教授晚年的作品，其秉持了福音派的立场，在书中反映了当代世界基督教学术界的新约研究的主流趋向，为读者提供了较为中立的观点。有人认为“该书是严谨明晰的学术杰作，会成为新世纪新约正典研究的标准著作。”适合大学宗教学专业、神学院、教会、专业研究人士以及普通读者之需要。

二、本书翻译尚需改进

近年来，但凡翻译的书，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去年，我曾经专门写了博文《专业岂能俗译：〈牛津基督教史〉读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d725c0100e5oo.html），列举了书中大量的翻译错误。

当然这本书的翻译质量比那本《牛津基督教史》要好些，但也难以称为质量上乘的翻译作品。这本书是写给有比较好的福音基础的人士的，译者就毫无必要自己去增加如此多的“译注”，因为对于基础较好的基督徒而言，那些“译注”，都是常识而已。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明显的翻译错误：如PP217，第二段第一行“奚普里安（Hilary，卒于368年）担任坡伊提尔（Poitiers）主教……”这里明显是译者错误。Hilary就是坡伊提尔的希来利，与奚普里安Cyprian乃二个人，译者将其混淆了。还有关于罗马帝国皇帝Domitian译为“多米提安”的翻译，笔者也并不认同。译者将安提阿主教Ignatius译为依那爵，笔者认为这是非典型译法，正确的译法应为“伊格那丢”或“伊格那修”。“依那爵”的译法，也仅见于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的名字，对其他人的名字并不适用。PP131译者将Tyre错译为“提尔”，实际应作“推罗”，这是和合本通译。PP259“这将只能导致在教会长久以来发现并作为标准的见证大合唱中消除某些声音。”这种不中不西的句式译法，阅读起来总不教人感觉顺畅。

尼西亚前期教父的译名，在目前汉文界极不统一。我想，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史数十年前曾经断裂过。二十几年前，北京的学者在翻译这类作品时，并没有沿用教会传统译法，而是有所自创。例如，将Justin（Iustinus Martyr，传统译为“游斯丁”）译为“查士丁”，将Polycarp（传统译为“坡旅甲”）译为“波利卡普”，将Origen（传统译为“俄利根”）译为“奥利金”，将Cyprian（传统译为“居普良”）译为“奚普里安”，将Irenaues（传统译为“爱任纽”）译为伊里奈乌，将Jerome（传统译为“耶柔米”）译为“哲罗姆”，将Marcion（Μαρκίων，传统译为“马吉安”）译为马西昂。如此等等。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是由于大陆基督教学者不懂得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翻译时也只能通过英译本转译，望文生义的以按照英语字面音来读，自然译音就相差大了。

这本书的译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平信徒需要明了的新约正典史因素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拙作旨在成为神学主题新约正典的入门……事实上，只有极少数英文著作思考新约历史的发展……”本书介绍了新约正典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大约经历了400年时间才逐步稳定。这一神学主题也是平信徒所要掌握的，否则，与人介绍宣讲福音的时候，如何经得起别人的询问，活着如何经得起与人辩论福音真理。

作者首先回顾了20实际前和20世纪以来关于新约正典研究的主要学术名家源流及文献，并由此导出新约正典的形成过程，主要根据自身所掌握的文献，分析了形成新约正典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1、异端因素

从异端对基督教的挑战出发阐述新约正典的形成过程。在作者看来由于在2世纪早期正统和异端同时使用某些相同的圣经经卷，所以已经有部分的新约圣经经卷已经得到教会的承认。该书的特色在于不仅涉猎了新约正典的作者问题，还特别关注新约经卷是如何被正典化的。他讨论了外在因素如何促使教会将分散的某些经卷结集成为一个权威经卷或正典。作者还研究了各种最终被拒绝的各种经卷。该书作者认为，促使新约经卷形成的原因并不是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借助于某一次大公会议一夜之间而形成的，而是经历了约400年的历史逐渐形成的，而且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之中，还形成了各种经卷目录。作者的结论是：“如果全世纪的音乐学校一致认为巴赫和贝多芬是伟大的音乐家，那么我们应当回答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称谢的；我们知道一切已经存在那里了’。”

灵知派（诺斯替派）对正统教会的冲击较大，反对其并不容易。教会面临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确定真正的福音书和真实的使徒书信是由哪些书卷构成的。为了防止灵知派“扭曲经书”，教会坚持“信仰规则”，将其作为解经的标准。灵知派在正典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教会中激发回应，要更清晰确定哪些书卷和使徒书信传达真正属于福音的教导。

初期教会将马吉安视为最强势的异端对手，其正典划分加速了正统教会固定正典的过程，迫使正统基督徒审视自己的假设，并更清晰陈述其信仰依据。

而孟他努派运动对正典概念的影响与马吉安所施加的影响相反。后者刺激大教会确认一部成文权威作品集的幅度，但前者则主张默示和预言的恩赐继续不断，这影响大教诲强调使徒作品具有后最终的权威，并视之为信仰规则，向采纳一部封定的圣经正典迈出了第一步。

2、大迫害和正典

在大迫害期间，基督徒还遭遇掌权的强迫其确定哪些书卷属于圣经，哪些不是。戴克里先的迫害促使先前在某种程度上尚未确定的正典因素被进一步明确和固定下来。

其他的因素还有古代的制书方法以及犹太因素，正如新柏拉图主义和斐洛的犹太神学对早期基督教的形成之影响巨大一样。但我认为还应该增加；

3、早期教父因素

早期教父是教会的牧养之父，对正典的认识有读到之处。塔提安、提阿非罗、塞拉平等都征引过新约。作为使徒约翰门生的坡旅甲（主后155或156年殉道），其著作好几处呼应了林前2:9、太20:22/26:39，罗13:1/7，腓2:4，和彼前3:18。俄利根著有《六经文合参》，还编有新约经目，对新约正典史有重要意义。殉道士游斯丁在著作中将福音书喻为“使徒回忆录”，还常使用“经上说”。罗马的希坡律陀接受四福音书为圣经，承认十三封保罗书信，也接受《使徒行传》和彼前、约壹、约贰，保罗《启示录》约22卷。里昂的爱任纽征引新约1075次，几乎涉及新约所有书卷；比卷数更重要的是，爱任纽具有一部清楚限定的使徒书卷文集，其正典原则是双重的：出于使徒以及证明教会所保持的传统。迦太基的特土良确定了“信仰规则”的原则。居普良引用了新约7966节经文中的886节，占整部新约的1/9.，这些经文共引用过1499次。这些都是新约正典形成的佐证。

麦慈格先生还探讨了新约次经在历史上的影响，穆拉托利正典和教父优西比乌新约经目的影响。也论述了东部教会历史上正典经目（22部）与西部教会正典的不同，同时，也专门论述（第十一章）决定新约正待年的标准——“信仰规则”、“真理准则”和“教会规则”等的具体适用方式及其神学意义，认为，不论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正典评判还是近期的“正典中的正典”的学术争鸣，归根结蒂都要回到信仰上来：就对基督教历史或教理发挥重要作用而言，来自古代教会的书卷或文集，没有一部可以堪比新约的。早期教会中具有属灵辨别力的人也能通过加尔文所谓的圣灵内在见证贰认识他们的神圣作品中的奥秘……它是信徒藉此承认圣经权威的方式。神的话语和圣经构成有机整体并以这样的方式联合在一起……没有任何比喻适于表达神的话语和圣经之间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乃道成肉身”。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