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辉 

    斯诺登说美国政府组成的监控系统，雇用了多达四五千人，每天上班下班，年中无休，24小时运动，7/24，让全球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 咦，那就难免让人好奇：为什么数千人里，只出现一位斯诺登？其他人都愿意服从？都甘心助纣为虐？都不敢有所泄露？都能够晚上睡得着觉？

    这是“协作心理学”（psychology of collaboration）的大好研究题目。
    战后法国有人做了大量研究，探索战时法国人的抉择理由，为什么加入维希政府跟纳粹德国合作，做“法奸”？为什么跑到英国，在“自由法国”里坚持抗拒？跑不动却又不愿合作的人，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妥协保命，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活下来，晚晚睡好或睡不好？各种调查考据，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暧昧。
    大体来说，当然是威迫与利诱，但过程手法又比这细致得多，譬如说, 纳粹德军会去“拣蟀”，先开出一张名单，深入讨论：谁的性格比较软弱，容易被威迫或利诱成功；谁的价值观或宗教信仰比较坚定，而且具有影响力，不必花时间在其身上，大可去之而后快；谁的思考比较简单，只要提供一些片面讯息，让他们相信犹太人的万恶以及“德法意共荣圈”之必要，即可取得其忠诚合作……诸如此类，判定之后，针对目标，分头“做工作”，组建治法班子的傀儡政权。
    即使对基层的合作者，亦不是只靠打打杀杀的暴力恐吓。他们要上课，要开会，要阅读，要讨论，誓把洗脑工程进行到底，成功与否是一回事，至少对思考方向惯于遵从条条框框的德国人来说，把敌人从身体到灵魂彻底征服，才算英雄。
    战后的回忆调查发现，洗脑工程的最大吊诡在于，被洗脑者通常不会全盘相信纳粹德军所灌输的讯息，可是，听得多了，读得久了，他们会在心里产生疑问，认为讯息不会全盘错误，也正是这种似有若无、细微琐碎的疑问，在其心底开拓了一个comfort zone，让他们躲在里面，能够面对自己，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绝对要不得，或多或少总有“正面”的地方。

    正是这点细微的“自我良好”感觉使他们免于崩溃，人终究是人，虽有奴性，虽贪生怕死，却亦要想办法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做奴才始可持久。助虐为纣的人，总能替自己找到助虐的一点点理由，哪怕就只是这么一点点，非常小的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