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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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光耀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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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致认为学习中医一定要懂得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提高中医感悟能力大有裨益,但是多数人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真正弄懂传统文化并不容易,而有意识地深入浅出地将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应用于中医就更加困难。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副教授讲授“中医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课程已近十年,其间对中医和传统文化作了长期深入的探索,相信通过记者对曲黎敏的访谈中,读者们会再一次的另眼看中医。
记者: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浅一点儿的就会想到琴棋书画,深一点儿的就会想到儒道等,那么蕴含着中国人大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典黎敏: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道”,西方人总在问“道”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这种提问本身即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方式。每当西方人探询中国之道和何谓中医之道时,我们总是感到难以回答,因为它关系到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当视中医学为“医道”时,我们便在方法论上与所谓的科学以及现代西医学发生了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而“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科技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道的医学”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心”是什么,而是像“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不曾告诉我们“肝”是什么,而是像“将军之官,谋略出焉”,强调的都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因此,理解医学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象,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因此,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而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如何求中华文化之根本,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应用,便是中医文化的最大特性。这是个大课题。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这个民族将走向危机。中医学术要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甚至会出现危机。
记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点和劣势呢?
曲黎敏:千百年来,中西方都在致力于把这个世界弄清楚,弄明白,人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键是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看待生命的问题上,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机器。于是他把人不断地拆解、分割,然后做到极致,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你认识的东西越多,你未知的领域就越大,困惑也就越多。比如,西方医学与病毒敌对的对抗态度,使得现代医学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那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无休无止的战役。
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则显然不同,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他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按性味、音声、方位等进行比类,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他在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建立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洞察生命的直觉力量。它把一种更宽广、更高明、更深刻的理解事物本质的方式摆在世人面前——那就是通过生活去理解。它是以高度发展的中国精神,和行之有效的洞察力为基础的,而非某种神秘的直觉。很久以前,西方人莱布尼兹就坚持中国与欧洲在知识上交换补偿,他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记者:传统文化与中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说中医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呢?
曲黎敏: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医学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学问。而中医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几乎人人皆知,它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日用而不知”,对于习医者,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将中医上升到哲学与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治病之道。
其实,学中医远比学西医难,学西医,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你,但即便现在的检测仪器多么灵敏,茶叶与酒必须由品酒师和品茶师来定其优劣,因此,学中医,你必须启动你全部的感官与灵感,你必须让自己的感官非常灵敏,甚至比仪器还要灵敏,这样,你才能治病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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