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群│专栏

相去张艺谋电影《红高粱》27载，没人敢再触碰莫言笔下的这片血红炙土，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使然，想必郑晓龙也不敢去冒这个险；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和郑晓龙使然，远离电视剧十余载的周公子也不会冒这个险。 

千万不要执意循着巩俐和姜文的轨迹寻找九儿和余占鳌，因为电影和电视剧从来就是脾气秉性不同的表兄弟。电影大多时候是导演艺术，电视剧更多时候取决于演员。所以剧版《红高粱》中，郑晓龙是奢华后盾，周迅才是主导全篇戏魂。不论对创作者还是观众，一切必须格式化重来。 

文本的框架没有大变，但与电影对小说的浓缩正好反了过来，剧版对小说进行了拉撑。如小说开篇第一句就交代“我父亲这个土匪种14岁多一点”，而剧中直到14集，“土匪种”才从娘胎里艰难地呱呱坠地，还险些要了他娘亲小命。尽管如此，剧版并没有注水的必要，编剧只是把非线性的小说捋直了，把第五节后的若干段落提前，让故事线性推展，所有的添枝加叶均以此为茎脉。电视剧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再以“我”为追忆视角。这样一来，小说里的旁观和调侃尽失，作者的寻根不再。而好处是，九儿被推成为第一视角，剧版也就成了一个女人的传奇。 

巩俐饰演的九儿是一坛烈酒，酿得令人心醉，但至少它形态是柔软的；周迅演绎的九儿则像是一株野性的高粱，周身都是锋芒的刃叶，到哪都高昂着倔强的头颅。“我戴久莲要是碰上好人，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比坏人还坏。”这句台词，形象地归结了这一人物的脾性。正因如此，她险些一把火烧了仇家的宅子，并胆敢与绑架她的土匪讨价还价。电影里，巩俐是九儿；而电视剧中，九儿是周迅。

为了更好地给周迅发难，郑晓龙给九儿配备了一个混球老爹和一个窝囊老哥，新添了一位青梅竹马的富二代小鲜肉，以及一位争夺家业的妯娌和一位政府背景的干爹。除了有朱亚文和黄轩上演多角关系，还有秦海璐共叙宅门幽怨，于荣光为她保驾护航。应人物而动的是九儿的背景舞台，除了高粱地依旧，十八里店明显被城镇化，电影中孤零零的高粱酒坊，也成了镇子里的众宅门之一。宅门、土匪、抗战交错，爱恨、情仇、恩怨俱下，加上周公子阔别十余载的荧屏回归，拉撑、捋直之后的《红高粱》，已然是顶级传奇剧的配置。 

据说这传说中的高粱地故乡，早已不再种植高粱，而自打升级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故乡后，当地又种起了高粱。还据说郑晓龙为拍戏，打头年就种下了万亩高粱。不管两块高粱地是否珠帘合璧，其实都已不再是莫言笔下的高粱，或许他们可以称作是文学的高粱，或是戏剧的高粱。同样是这片高粱热土，张艺谋的挖掘和郑晓龙的挖掘也有所不同。27年前张艺谋挖掘《红高粱》时，小说才1岁，莫言不过是个新涌现的乡土作家，莫言小说成就了电影，成就了张艺谋，反过来电影又成就着莫言，将他推向了更高远的舞台。如今还是同样的小说，却被戴上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光环，以此为蓝本的改编，也就似乎是在这道光环下取暖。

艾小羊│专栏

出差外地，在好友家留宿，发现她有一个细心却爱唠叨的婆婆，她却与其相处甚好。

那天，我们在大排档吃了夜宵。回家后，好友拿出两盒鲜奶，递给我一盒。刚要喝，她的婆婆忽然喊道：“赶紧吃点东西，不能空腹喝牛奶！”我觉得她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明明刚从外面吃东西回来呀！好友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悄悄做了个手势，拿出一片面包，给我撕了一点，自己又撕下一点。老太太看我们将半口面包塞进嘴里，喜滋滋地忙别的事去了。

“我们刚吃了那么多东西，根本不是空腹。你为什么不和她说呢？”我不满。好友拍拍我，笑着说：“如果她能在这件小事上获得成就感，我们又何必告诉她真相呢？真相对她不重要，对我们也没意义，不过是半口面包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相不重要”。多年来，我受到的教育都是要坚持真理，如果你觉得对方错了，一定要指出来，帮助他改正，严是爱，松是害。

不久，与另外一位朋友闲聊，说起公司流水线上的一件小事。两位员工用同样的方式打包产品，老板每次经过都要说，哇，这看上去不够结实哦。A总是一声不吭地加一条绳子，B则会长篇大论地向老板证明自己的包装多么科学多么结实。B觉得A是个虚伪的马屁精，真正为公司着想的是自己。可是不久，A升职了，B依然在流水线上。

半口面包与一条绳子本身并不重要，长辈、领导或朋友，纠结于不重要的半口面包或一条绳子，是出于对尊重的渴求，他不关心你的肚子是否饱，包装是否结实，他关心的是当自己的话落地时，能否看到想要的效果。如果你一味坚持那并不重要的真相，于他而言，就是一种失败。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省下那半口面包或一条绳子重要，还是让一个人感受到被尊重重要？我想，显然是后者。

放弃不重要的真相，并不是让人做墙头草，而是坚持你该坚持的，放弃不该坚持的。真相重要与否，不在于你当下的感受，而在于这件事是否会对结果产生本质的影响，是否会改变一个人、一件事，是否关乎道德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