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本土的纪录片应该是个什么模样？是高山流水的隽永精致还是成为普通人的生活传记？制片人刘丹和他团队的小伙伴们很淡定地把答案写在了3月份新改版的《故事湖南》里。

文/《金鹰报》记者 宋洁  图/文豪

制片人刘丹，一提纪录片就开始神采飞扬

喜欢看《故事湖南》的人会发现这个节目正在进行一次变革。除了打捞尘封的历史故事，现在的《故事湖南》中能看到更多年轻的身影还有身边普通人的故事。“微纪录片”是他们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

《金鹰报》：以前《故事湖南》都是做老故事，讲历史，现在反而更贴近现实生活。

刘丹：没错，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们有了一个改版。但是这与我们最开始做《故事湖南》的初衷是一样的。还是湖南人自己的影像日记。记录当下其实也是记录明天的历史。

我们并没有将以前传统的历史故事全部抛弃，但是《故事湖南》也需要承载一些当下的内容。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我们湖南人身边的事，所以必须要有改变。

《金鹰报》：节目推出“微纪录片”，每一期节目都有5~6个小的纪录片，为什么选取这样的形式？

刘丹：在网络时代，时间长的、内容沉重的东西，它其实是不太利于传播的。作为一个电视人你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就想做一些既可以在电视上播出同时也适合在网络视频播出的东西。我们甚至希望其中有一些精品能够成为一些热点的话题，引起社会的关注。也许看起来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生活里的影像。

《金鹰报》：这是节目今后的发展方向？

刘丹：我们自己琢磨出的一个点子就是“全民记录”。我们有很多片子，其实都是由拍客发烧友或者是观众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一个女博士，自己模仿《非诚勿扰》葛优的那一段征婚广告为自己拍摄了一段征婚独白，真实也很有效果。

《金鹰报》：这是人人都能参与纪录片的意思吗？

刘丹：纪录片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曲高和寡、阳春白雪那都是错误的理念。纪录片从来就没有远离生活。在欧美国家也一样，纪录片就应该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身边人身边事的一个真实记录。只是要求真实，这就是纪录片的灵魂。

《故事湖南》的团队成员只有20来人，刘丹用“阴盛阳衰”来形容目前的状态——其实做纪录片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又有文化内涵。事实上，这是一份既辛苦又跟自己“过不去”的工作。

《金鹰报》：阴盛阳衰？是女孩子的文笔更细腻一点吗？

刘丹:就这么大浪淘沙留下来了吧。反正我们从开播到现在经历了6年，慢慢的完成了更新换代。原因是什么，我们还真没仔细研究过，哈哈。

《金鹰报》：天天和历史文化打交道，很有成就感吧？

刘丹：做纪录片其实是很苦的。要忍受很多寂寞和艰苦。纪录片需要的是真实和细节，那就意味着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前做历史里的故事湖南，我们就要扎在历史的故纸堆里，花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我们采访“非遗”传承人，但是对这些传承人来说，接受采访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你还不如直接给他钱，所以你要让他们愿意坐下来，在镜头前展现他们的生活原貌，你不但要跟他们磨，还要跟他们做朋友，甚至让他把你当成他的学生。

《金鹰报》：这是拍纪录片最难的地方？

刘丹：拍回来还只是开始。电视本来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是每次做节目的时候，你就会想要遗憾变得更少一点。经过一轮审片的时候，发现有遗憾，就赶紧去补充，补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又有新的遗憾，这样反复的打磨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是几十倍的时间，然后你才能把这个片子做出来。

《金鹰报》：感觉纪录片就是一个非常不功利的东西，你是为了理想才去做的？

刘丹：纪录片是电视的最高表达。我觉得做电视也是“玩”。但是纪录片的表达形式会更多，也能更好地表达你想要展现的故事。因为我们只能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永远不能还原历史。当你需要在一个个历史的痕迹里，发现蛛丝马迹并将他们串联起来的时候，就像破案一样，让你欲罢不能。

我来《故事湖南》做的第一个片子就是《大解放》，是一个5集的纪录片，我做了其中的3集。看了两部关于湖南解放战争的电视剧，看完了十几本历史资料，翻遍了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前期的准备工作就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

下午4点，刘丹坐在办公桌前，一副黑框眼镜，一杯淡茶，一盒白沙。看上去很沉静。很难想象之前他是湖南都市频道《真相大追击》的记者。刘丹说现在是他一天当中最清闲的时间，一个小时后，他就要去机房里“打仗”，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录完节目之后，又要开始琢磨明天的选题要做些什么。

《金鹰报》：如果你不说，我还真感觉不到，你以前是做《真相大追击》这样节目的记者。

刘丹：那是你的错觉，我坐在这里跟你聊看起来慢条斯理的。等一会我催稿子的时候，就会开始风风火火的。我们的编导也有爱“打磨”的毛病，但日播的栏目，你不催不行啊。所以只能在编辑室里，盯着编导一个个的赶出来。实在慢的，我就直接站在他身后对他吼：算啦，算啦，时间来不及啦！马上出片。火爆气氛不会比《都市1时间》差。

《金鹰报》：现在改版记录普通人生活，不担心观众的接受度吗？

刘丹：我们有收到很好的反馈，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声音。这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放弃了历史，这个板块我们依旧保留着。

不过我们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一个晚上要播出6个纪录片的时候，当观众看到这6个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风格，会不会凌乱。所以我们也在探索希望以一种有主题的形式，凸显更好的立意。我们还处于摸索阶段，为的是更好地树立我们的风格气质。

《金鹰报》：纪录片一直都是属于小众的，你觉得它在湖南市场的发展会怎样？

刘丹：大家都觉得纪录片就应该是那种岁月如水、时光如梭的东西。其实欧美近几年的市场这样的纪录片根本就得不到市场和观众的认可。我们现在在慢慢地扭转这个思路。

比如说台湾，在台湾有很多大学生，自己拍一部纪录片记录自己的生活，剪成片子以后甚至能在电影院公映，还能收到不错的评价甚至还能去评奖。但在我们这边，大家就会有一个惯性的思维，就是一谈纪录片，就把自己端了起来。

《金鹰报》：我们的纪录片能跟市场接轨吗？

刘丹：我们现在在跟卫视合作《我的纪录片》联合生产。这样就会有资金的投入，这不光是给了我们底气也是给我们一个在卫视播出的平台。去年我们也在国家广电总局获了很多奖。那未来如果能够做更多的好片子，我想市场和观众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回报。

《金鹰报》：你觉得未来我们本土的纪录片最需要的是什么？

刘丹：现在我们做当下，记录很多有意思的人也未尝不是我们以后发力的方向。现在对节目的要求是“A+B”。 首先是有新闻价值的。然后探寻新闻背后的闪光点，这样的东西才值得你去记录。就像《爸爸去哪儿》里面会有明星爸爸教育孩子的故事。《我是歌手》可以算是“准纪录片”，但是它以一种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表达。我们希望把视角放得更平一点，形成话题，引发社会的关注度。这也许才是纪录片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生活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