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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石峪摩崖刻经，在泰山斗母宫东北约400米处，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摩崖刻经之一。经文刻于面积约2064平方米的石坪上，自东而西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4行，每行多者l25字，少者l0字不等，凡刻2799字，字径50厘米。以隶为主，兼有楷、行、篆各种笔意。形制雄伟，气势磅礴，书法纵逸遒劲，世人誉之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为历代书法爱好者所崇尚。由于风雨剥蚀，山洪冲击，加之游人践踏、椎拓无度等人为破坏，现仅存经文l069字 (包括可认读的残字和双勾字)，磨灭1730 字(详见经石峪现状统计表)。由于经文残缺过半，且无年代和书者姓名可考，故对原刻经行数、字数与现存经文行数、字数以及刻经年代、书经人等，说法多不一致，亦有错误之处。现以《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为依据，对有关问题予以详细说明。

一、经文的行数与字数。前人曾有不少记载，但对经文第30行以后的统计大都有误。有些记载只笼统地说“原刻《金刚经》半部”，或称刻《金刚经》上卷。《山东通志》称“共计存字995字”，而对现存经文行数及原刻经行数与字数未予论及。民国十八年秋，泰安知县姚光裕题石云：“经石峪经字，近有九百九十二字，剥蚀者不知凡几。俯查西南隅，字与石土接，疑犹有压盖者，于是掀土劈石，果得七十三字。”这里也未论及现存经文行数，同时也不了解原刻经行数与字数，故有 “剥蚀者不知凡几”之叹。l931年4月，傅振伦先生游泰山，所记经石峪现存经文31行945字(见1931年《地学杂志》第4期)。清末民初蒋叔南考查经石峪后，称经石峪原刻经41行，并断定当时未刻完《金刚经》全部，只刻到第l5章持经分，约为全经之一半(见《泰山指南·经石峪字迹考》)。经详细考查，经石峪刻经当时确实未刻完《金刚经》全文，只刻到第l5《持经功德分》，凡刻44行2799字，其中第33行、37行、43 行全部磨灭，一字无存，现仅存经文41行，计1069字。到第44行止，经文已刻至石坪边缘，第l5《持经功德分》亦至此结束，第44行至今尚存一残缺的 “世”字(详见经文和经石峪现状统计表)。

前人考查的行数与字数之所以有误，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经文自东而西遍刻于石坪上，其西侧和南端皆紧逼河道，部分经字被泥沙淤没，故考查者无法见到经文全貌。前人在统计时，对有些字行的末端往往少记4～5字，原因即在于此。

其二，考查者没有与经文底本逐字逐行加以对照。特别是第30行以后的各行，残缺十分严重，其中有3行一字无存，形成空行，最末行仅存一残缺的“世”字，存字最多的第39行，也只有17字。这些散存字分布于11个字行的行首、行中或行末，如不与经文对照，很难确定这些散存字在各行的归属。前人在统计时，往往把第30行以后的所有散存字，全部归属于第31行，因而得出了“经石峪现存经文三十一行”的错误结论。

二、经石峪刻经的年代。前人亦曾作过许多考证，但众说纷纭。明王世贞称“俗传王右军书，非也。然笔力古劲，非唐人不能作。”其弟王世懋则称“此书不能定唐、宋、元人笔耳，真盲瞽可笑，不知书势足以定时代，宋元人断无此结构气味。”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云：“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于徂徕山刻经二，并弥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此同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61年5月，郭沫若先生游泰山，把经石峪刻经定为唐人书。其主要依据是经文中的 “世”字皆不封口，说是避李世民之讳。后发现不妥，于是寄《访经石峪》诗一首，复定为北齐人所书。其诗云：“经字大如斗，北齐人所书。千年风韵在，一亩石坪铺。阅历久亦久，摧残无代无。只今逢解放，庶不再模糊。”上述种种论断，皆以书体的风格笔意为依据，其他无所指实，且未定出确切的时限。笔者以为，还必须从现存经文寻求线索，再与不同时期的《金刚经》版本或手抄本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相印证，从而推断出刻经的确切时限。
①首先考查不同时期《金刚经》译本的题目。经石峪刻经题目的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查《金刚经》在我国有6种译本并传，各本文字和题目略有差别。最早的译本为后秦鸠摩罗什译，其题目全称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世以此译本通行；第二译为元魏普提流支译，第三译为陈真谛译，其题目都与鸠摩罗什译本同；第四译为隋达摩笈多译，题目全称是“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第五译是唐玄奘译，收录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577卷，题目全称为“能断金刚分”；第六译为唐义静译，题目全称为“能断金刚波罗蜜经”(详见《佛学大辞典·金刚经》条)。以上比较表明，经石峪刻经的题目与后秦鸠摩罗什、元魏普提流支和陈真谛译本的题目相同。
②比较6种《金刚经》译本的经文，能看出经石峪经文与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最为接近。以经石峪经文第12行第30字以下的一段经文为例，经石峪经文为“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元魏普提流支译本为“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聚亦复如是不可思量”，比经石峪多一“聚”字；陈真谛译本为 “须菩提若菩萨无执著心行于布施是福德聚亦复如是不可数量”；唐义静译本为“妙生菩萨行不住施所得福聚不可思量亦复如是”。唐玄奘译本与经石峪经文差别更大，唯鸠摩罗什译本，不仅此段文字与经石峪经文一字不差，其他文字也几乎完全相同(详见《中华大藏经·金刚经》)。

以上比较足以说明，经石峪刻经所用底本，是鸠摩罗什译本。此本译于后秦弘始三年至弘始十五年之间，由此推断，经石峪刻经时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
③经石峪经文与《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相比，也有个别不同之处。其差别最大的一处经文是，经石峪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亦复如是不可思量”，《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二者有8字不相同，而意思相近。经进一步查对，现存隋唐以后的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版本或手抄本(包括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北三五00——四四二六号》《金刚经》抄本)，均为“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笔者认为，这一差别并非经石峪经文书者的一时疏忽，而是因为书经人所依据的底本，和隋唐以后通行的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不同所致。

我国在隋唐以前没有印刷术，佛教经典是靠手抄本进行传播，时有漏抄或误抄的现象。唐开元十八年，僧智升把汉至唐所译佛经全部进行严谨的校核和编次，著成《开元释教录》。智升还亲自把玄宗皇帝赐给的4000卷佛经押送到“石经山”，将经文镌刻于石，世称“房山石经”。此后各代刻经大都以此为准。《中华大藏经》载鸠摩罗什译《金刚经》以及敦煌石窟藏《金刚经》抄本，应是唐开元后经过校核的经本，经石峪刻经所用底本，应是隋唐以前未经校核的经本，所以出现上述差别。由此推断，经石峪刻经的时代，其下限不晚于北周(公元581年)。

④进一步分析以下4种现象，可以断定经石峪刻经的具体时限。
其一，在我国北方，现存有年代可考的6处佛教摩崖刻经，皆刻于北齐和北周。较早的是河北省涉县娲皇宫摩崖刻经，大约刻于北齐天宝末年(公元560年)；泰安市徂徕山映佛岩摩崖刻经，刻于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河北省邯郸市南北响堂山刻经，刻于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邹县尖山摩崖刻经，刻于北齐武平六年；邹县铁山摩崖刻经，刻于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邹县岗山摩崖刻经，刻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6处刻经虽然分布在河北省的涉县、邯郸，山东省的徂徕山和邹县等不同地区，但时间却集中在周武帝毁佛事件(公元574年)前后的20年之间。
其二，6处刻经虽然相距近千里，且出自不同书者之手，而其书势却大体相似，都是隶楷相杂，有些简体别字也大体一致。王世懋“书势足以定时代”的论断，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其三，在六处摩崖刻经中，凡有姓名可考的，其经主都是中央、地方的重要官员或名流。北响堂山刻经的经主是尚书、晋昌王唐邕，他是北齐王朝中最受皇帝宠信的官员(见《北齐书·唐邕传》)；徂徕山映佛岩刻经的经主，是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邹县尖山摩崖刻经的经主，是汉丞相韦贤十九世孙、睢州刺史韦兴祖之弟韦子深及尚书唐邕、仪同陈德茂、陈德信等人，皆北齐时期的重要官员或名流；邹县铁山摩崖刻经的经主，是汉元帝时丞相匡衡的后代匡哲等人，亦为当代名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邕不仅是河北省北响堂山刻经的经主(或书经人)，邹县尖山摩崖刻经，他也是经主之一。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各地的佛教摩崖刻经，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在北齐王朝官方的参与下，有计划、有步骤统一行动的产物。
其四，经石峪刻经至今还存有22个双勾而未深刻的字，且多分布于第30行以后。(见经石峪双勾字统计表)双勾字极易磨灭，可见这类字当时一定还有很多。这表明经石峪刻经当时是善始而未能善终。
上述种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封建帝王对佛教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佛教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南北方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也广泛展开，并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在中国北方，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洛以后，佛教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译经讲论兴盛，有些儒生也研究佛理，帝后王公和臣僚勋贵竞相立寺造像，以求福佑。到北魏末年，全国寺院激增到3万余所，仅洛阳就有1300余所。到北齐、北周时期，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4万(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2册第 63页、l21页)。寺院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享有种种特权，经济势力不断扩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逐步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稳固，所以在佛教最兴盛的北朝末期，统治者的排佛议论再一次高涨，使佛教界深深感到“末法”的来临。公元560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他崇信儒家，藐视佛、道，屡召百僚僧道辩论儒、释、道先后。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还俗僧人卫元蒿请求省寺减僧，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为如来”(见《广弘集卷七》)；天和三年八月(公元 568年)，“帝御大德殿，集百僚沙门道士讲《礼记》”；天和四年二月(公元569年)，“帝御大德殿，集百僚沙门道士等讨论释老义”；建德二年十二月 (公元573年)，“集群臣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建德三年五月(公元574年)，“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见《周书·武帝纪》)。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佛教界寻求新的传播经典方式。最早意识到“末法”来临的人是南岳的慧思，他在周武帝灭佛事件发生前十五年即写了《文誓愿文》，宣传“末法”思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北响堂山《唐邕刻经碑纪》云：“以为缣缃有坏，简册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之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 事实确实如此，我国在隋唐以前没有印刷术，佛经的传播靠手抄本进行。这种方法既费时费力，又不利于长期保存，稍遇毁佛浪潮的冲击，即有灭迹的危险。于是在与北周毗邻的北齐境内，仅短短的20年之内，竟出现了大量的佛教摩崖刻经。由上述事实可以推断，地处中国北方的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亦应是同一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其时代上限不会早于北齐。

为什么经石峪刻经未能善始善终呢?笔者认为也和周武帝灭佛有关，不然决不会如此了草从事，不了了之。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毁佛事件，发生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到文成帝时(公元453年)禁令始解。第二次毁佛事件始于周武帝建德三年 (公元574年)，至建德六年(北齐承光元年)周灭齐，又把禁佛令扩及到关东(指潼关以东地区)。泰山在建德六年以前属北齐管辖，经石峪刻经很可能始于北齐武平年间，未及完成，齐被周灭，周武帝又继续推行灭佛禁令，使刻经被迫中止。但不久周武帝死，二年后(大象元年)，北周复立佛像，恢复佛、道二教，邹县铁山摩崖刻经即刻于大象元年。上述分析表明，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工程，被迫中止于北齐王朝覆灭之时，即北齐承光元年(公元577年)。

三、关于经石峪摩崖刻经的书者。由于刻经本身无书者姓名可考，书经人究竟是谁，众说不一。我们只能根据经字的风格笔意，同其他有名款的同类刻经相比较而加以推断。

现存泰山附近有名款可考的佛教摩崖刻经(包括拓本)尚有3处，即徂徕山映佛岩刻经，邹县尖山刻经和铁山摩崖刻经。映佛岩摩崖刻经分作3层，上层刻文2行，首行刻“般若波罗蜜经主”7字，第2行刻“冠军将军、梁父县令王子椿”11字，其中“子椿”2字并列，可能因石面不足所致。中层刻“普□武平元年僧斋大众造维那慧游”等字。下层刻《文殊般若经》l4行，满行7字，凡98字，字径l9厘米。其书体风格虽然与经石峪大体相似，但仔细比较，其书体结构不及经石峪严谨，且经文中的“无”字全为繁书，而经石峪皆简书为“无”。清人聂剑光认为，经石峪和映佛岩2处刻经皆为王子椿书，笔者以为非，况且王子椿是经主，并非书经人。

邹县尖山刻经已荡然无存，仅存拓本。从拓本资料看，刻于北齐武平六年六月，经主是西汉本始间丞相韦贤第十九世孙韦子深、尚书唐邕、仪同陈德茂、陈德信等人。书经人是大都经佛主大沙门僧安道壹。其书体与经石峪基本相似。

邹县铁山摩崖刻经，经主是匡哲等人，刻经年代为皇周大象元年，书经人为东岭僧安道壹。与经石峪刻经比较，刻经方法相同，二者都有方界格的痕迹；所用的简体字极为一致，“无”皆写作“旡”，“萬”皆简写为“万”， “尔”皆写作“尒”，“來”皆写作“来”，“萨”皆写作“薩”，“於”皆写作“扵”。经石峪经文中有“羅”和“”两种写法，铁山摩崖亦如是，二者如不是出一人之手，在当时书体的随意性很大的情况下，很难有如此之巧合。另外，二者的字径、书体、风格也都极为一致，字径都是50----60厘米，都是以隶为主，兼以楷、行、草、篆，若把2处经文中的同一个字放在一起，几乎无法加以区分，只是铁山摩崖的经字略显瘦些，那是由于字面残剥而使字口变浅所致。两处刻经的时代也极相近，二者相距不足10年。由此可以推断，泰山经石峪刻经的书者也是安道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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