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思想的演进看“哲学”的命名(“从哲学到思想:中西印思想的不同命名及其意义”之二
(2018-12-04 10:28:32)分类: 哲学问题 |
二,从人类思想的演进看“哲学”的命名
由今天回望过去,人类的思想经历了五个大的阶段,形成了五大基本类型。
第一阶段,原始时代的图腾-玛那型灵体思想。从200多万年前石器制造开始的人类观念的萌生,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原始仪式的出现,以及围绕着原始仪式而产生的岩画、雕塑、人体文身,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木器、玉器制造,人类的观念以一基本内容,即人将人之外的动物、植物、山岳、河海、气象,看成比人更伟大的灵体(spirit-mana-靈),而且看成人类的血缘祖先(totem-图腾),形成原始类型。各地的原始文化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为一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类型,不妨把美洲原始文化中的totem(图腾)和美拉尼西亚原始文化中的mana(玛那),构成原始思想的基本结构。把图腾与玛那两词一体但突出的重点不同,图腾重在外在形象,这种形象以是非人形象为主(如动物之鹰和植物之树),以突出人通过与人之外的又高于人的灵体结成血缘一体。玛那强调内在灵体,由此而人与宇宙中各种非人因素有了互换互渗的根据。图腾与玛那互为表里,原始时代的观念体系以之为核心建立起来。图腾突出了形象的怪异性以及各文化中不同怪异形象的共有原则,玛那彰显原始灵体的虚灵性和变易性,且是原始宇宙的统一性的最高灵体。由此可用图腾-玛那为原始思想类型的普遍性名称。图腾-玛那思想,以万物一体(主要由“图腾”一词体现出来)和变易不居(主要由“玛那”一词透露出来)的灵体为主要特色,这一阶段的思想可以命名为灵学思想(spirit-ology)。虽然以后人类思想不断升级,但凡还停留在灵学思想阶段的族群,都属此一思想类型。
第二阶段,早期文明以神庙为中心的神灵型思想。自6000年前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开始,印度的哈拉帕,中国的夏商周,美洲的奥尔梅特,以及后来非洲的约鲁巴,出现了早期文明。城市-神庙-青铜-文字,为早期文明的基本因子。这一时期,原始社会的灵体演进为常驻神庙中的神,神不仅体现在农耕文化的空间固定的神庙中,也表现于游牧文化的四处移动神帐中。这一思想有三大基型,首先是两类,一是印欧民族的虽可变化,但以实体性为主的deity(神),二是华夏民族前身的由实体之“神”和虚体之“灵” , [1] 形成虚实合一型之“神灵”,然后,印欧之神在进入欧洲的族群中,与埃及两河流域之神相结合,不断朝体实体化方向演进,在进入印度的族群中,与当地的瑜珈型神结合,在《犁俱吠陀》里,开始向虚体之“幻”方面的演进。这样,以欧洲、中国、印度之神灵为代表,构成了早期文明的三种基型,且统一用deity(神灵)作为普遍性名称。在神灵一词中,神是在图腾基础上的提升,灵是在玛那基础上的提升。神灵与原始时代之图腾-玛那相比,一是具有相对固定形象,二是主要以人形为主。三是有相对固定的精美建筑(固定的神庙或流动的神帐),四是关于神的故事成为思想的核心,同样重要的是,神庙之神与族群之王构成了一种亲缘性的结构关系。王以神话形式和行仪式于神庙或神帐中,构成的以神为核心的思想,铸就了世界的统一性。这一阶段的思想可以命名为神灵型思想(deiti-ology)。虽然以后人类思想不断升级,但凡还停留在神灵思想阶段的族群,都属于这一思想。
第三阶段,轴心时代的哲学型思想。自公元前800-前200年,在中国、印度、地中海三地区同时出现了摆脱神学思想,而从理性去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在地中海,是由希腊哲学、希伯来先知、波斯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共铸的理性思想,三大思想在互动和融合中形成了西方以“哲学”命名的理性思想。哲学虽然与宗教有关联但主要以区别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一特点对以后时期的理性思想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印度,是以奥义书、佛教、耆那教思想形成的理性思想。以奥义书为基础的印度教思想,以“见说”(Daranas)为名,佛教思想以Buddha(觉悟学)为名,耆那教以moka(解脱论)为名。由于印度教在印度具有主流地位,且三教之名在核心内容上相通,因此,“见说”可用为印度理性思想的总名。在中国,是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形成了理性思想。先秦诸子各有自己的核心概念,道家之道,儒家的仁,墨家之义,法家之法,阴阳家之术,但都承认天道为核心的天地人之道的根本性,因此,道论可为中国理性思想的总名。与西方理性把哲学与宗教区分开来不同,印度和中国都把宗教思想和理性思想统一起来。只是在宗教与理性的统一中,印度的宗教特点更突出,中国的理性特点更彰显。但无论三大文化的理性思想有怎样的不同,又具有轴心时期共同特点,就是不以图腾-玛那为图像和内质,也不以神-灵为形象和本体,而从人的理性出发,去思考世界万物,这时,虽然仍要承认灵和神的存在,但灵和神都被纳入到理性的框架之中。当此之时及现代化时期来到之前,地中海、印度、中国,基本上互不相交。进入现代化时期以后,西方思想成为世界的统治思想,西方哲学家把三大地区本有极大差别的理性思想,关联起来进行整体思考,用来自西方的“哲学”一词予以命名。这一命名,虽然弊端不少,既掩盖了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的特点,又给人类后来的思想演进,设置了巨大阻碍。但也有不宜否定的长处,尤其是在把轴心时代以后的理性思想,与原始时代的图腾-玛那思想和早期文明的神-灵思想区别开来上。
第四阶段,现代化时代的科学型思想。自15世纪-17世纪,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其独特性就是实验科学的出现。在实验科学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具有形上意味的思想即科学型思想。西方哲学型思想的特质,在欧几里德几何和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前进,必然产生西方科学。西方科学一旦产生,一方面带动和引领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另方面又把西方的哲学型思想进行科学气质的提升,在培根、笛卡尔、康德的思想中最为鲜明地彰显出来。同时,还让西方的哲学型思想不断地进入困境。这从休漠、贝克莱、怀特海、柏格森、尼采的思想中突显出来。现代化时代把之前分散的世界变成当今统一的世界。在统一的世界中,一方面,西方作为主流文化,影响了整体世界文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各非西方文化,纷纷学习西方,以西方的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为基本框架,与本土文结合起来,形成了各非西方文化中带有强烈西方面貌的现代文化。另方面,西方在影响非西方各文化的同时又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从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时代的演进中体现出来。西方现代文化分为两段,15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早期现代(中文译为近代),这时的西方认为,西方文化是文明的、科学的、理性的、高级的,非西方文化是野蛮的、愚昧的、非理性的,低级的。虽然中国和印度比起其他非西方文化来讲,在思想程度上要高一些,但仍被认为还只低留在“思想”阶段,而未进入到“哲学”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为现代晚期(中译为现代), [2] 此段的思想类型,以存在主义的存在和存在者,精神分析的意识与无意识,结构主义的语言和言语,作为一种共同的结构,体现出来。这时西方文化认为,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具有与西方一样高的理性思想,这时,哲学之名被授予了中国和印度。由此观之,西方、印度、中国思想的话语体系,在现象层面以存在者、意识、言语等表层的方式体现为不同的形态,,但在本质层面,即在存在、无意识、语言的深层结构上,又都有共同的深度和共同的性质。世界思想的整体,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是西方中心论的,在现代化的晚期阶段,是多元互动的。从早期到晚期的演进,就西方思想而言,既是其强项一面得到极大突显的时期,同时又是其弱项一面遭致极大暴露的时期,就非西方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而言,是其弱项的一面得到极大敞开的时期,也是其强项的一面获得逐渐理解的时期。
第五阶段,后现代-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型思想兴起。20世纪60年代至今,就西方而言,是从现代晚期思想转演为后现代思想。就全球而言,则是多元文化互动的全球思想整体的真正重建时代。后现代思想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福柯、阿多诺、伽达默尔、齐泽克为代表。如果说现代思想认为,西方、中国、印度思想各有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一本质由西方思想更容易体会出来。因此虽然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在思想等级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西方思想的优先仍被得到肯定。后现代思想则认为,各种不同思想的后面,没有一个本质。这样各种思想在本体论上的处于同一个水来上。从而有利于各种非西方思想的提升和其被遮蔽的特点的揭示。有此为基础,西方的后现代思想是有利于全球各文化多元思想的互动的思想类型。在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带动下,全球思想进入到了在新的多元互动基础上的整体重建的时代。这时,西方思想要在后现代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各非西方文化的思想,同时,各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也要在多元文化互动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自己的古代思想特性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历程,面对新时代,在多元思想的互动中,去重建自身的现代思想和重建世界的整体思想。
通以人类思想五大阶段的演进和特色,可以初步感到,雅斯贝在现代思想时期用西方型的“哲学”来命名西方、印度、中国思想的共同点,从历史描述来讲,有所不妥,遮蔽了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特点。从当前的思想状况来讲,有所不利,在后现代-全球化的多元思想互动中重建世界思想整体,用西方型的“哲学”来思考世界的各类思想,不利于突出本可对西方的弱项方面进行修正的中国和印度思想的特点,不利于世界思想的整体重建中尽快进入中西印互补的正道。今天已经看得比较清楚。西方思想引领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在获取巨大的辉煌和就成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偏差和危害。西方思想之所以启动现代化,在于只有西方思想可以产生科学型哲学,而中国和印度思想之所没有也永远不会产生科学,正是在于中国和印思想在产生之时起,就避免着西方型科学所一定会带来的偏差和危害的一面(当然在获得这一“避免”的好处的同时,却不能得西方型科学所带来的辉煌和成就)。因此,中国和印度思想在现代之前阻止自身产生科学的特性,又正好在由科学带来的巨大偏差和危害之时,对之从思想的角度进行根本的修正。科学本身是注意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的,西方哲学自现代化时代以来,也不断地在用严格逻辑和严酷现实去修正自己的思想,这也是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到后现代一步步演进和升级的巨大动因。然而西方哲学的基础本身,又阻碍着西方哲学完成自己的转型,尽管怀特海、杜威、荣格、拉康、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阿多若、德里达、德勒兹等著名现代和后现代哲学家,已经与中国和印度思想有很大的趋同和契合,而正是西方思想的固有基础和基本框架,使之前行困难重重。赫大维和安乐哲写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引而申之,如何从中国和印度思想本身来看中国和印度思想,做到通过老子和孔子而思,通过奥义书和佛陀而思,将之与通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思进行互补,是重建世界哲学整体的正确方向。而要真正进入通过老子、孔子、奥义书、佛陀而思,防止带着强烈西方思想色彩“哲学”之名,一开始就把路引偏,甚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