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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坛与中国上古观念的演进(之四)

(2015-12-05 07:03:16)
分类: 美学史

                社的特征之二:农业关怀与社坛体系的建立

    当中国上古进入农业文明之后,宇宙的生的原则在地上的体现,就开始集中在农业生产上。而社以独立的面貌出现,是在农业文化的普遍演进并有了相当的规模,与有天下胸怀的大地域的形成而产生的。在上古文献中,社的出现与两大集团有关:一是西北来的羌姜集团的“共工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1] 。一是在南方成势并进入中原又扩向西北的炎帝集团的“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社是作为土的总概括而来,稷是作为农作物的总概括而来 。《礼记·郊特性》正义引《孝经纬》曰:“稷者五谷之长也……五谷众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在农业成为支柱产业的社会,土地中最为重要的是农作物,因此作为农作物象征的稷坛得以产生。但农作物是建立在土地上的,因此作为土地象征的社坛得以出现。社负载拥有领土的象征性,稷是领土中最重要的拥有物。因社与稷的紧密关系,现实中既可分为二坛,亦可合为一坛,在祭祀中可分祀也可合祀。分为二坛,二者在观念上的整体性甚为清楚,合为一坛,其整体性中的区分甚为明白。但因二者的紧密关联,在语汇上它们往往合称,以突出坛台中心的时代(有时只言社不言稷,也如郑玄注《周礼·地官·封人》中讲的“不言稷者,稷,社之细也”[2] )。以社稷为代表的坛台成为中心,是在农业文明达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山海经·海内经》讲了一个长长的世系历史:“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袄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国语·鲁语上》云:“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炎帝即神农,象征着农耕文明的产生和初具规模,后土为社是炎帝经过炎居到节并到戏器到祝融到共工这一漫长的演进之后,才产生的。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讲烈山氏即炎帝之子曰稷,可见农业初具规模,稷神就产生了。但稷祭是与天祭祈年关联在一起的,是天的配祭(内容是在求天中祈年)。而后土为社,则是共工称霸九州,中原称帝的时代[3] 而产生的。社标志着天地秩序的重新整理。共工曾短暂地称霸中原。《管子·揆度》有共工之王”一语, “王”字之下补释曰:帝共工氏继女娲有天下。张湛注释《列子·汤问》说:共工氏兴霸于伏羲、神农之间。共工的霸权很快受到了颛顼的挑战[4] 。共工的霸九州而产生社的时代,正是颛顼进行《国语·楚语》所讲的“绝地天通”的改革时代[5] 。所谓绝地天通,有多重含义,透过各种文献,参之以逻辑,可知它是一种天地秩序的重整。王巫垄断了通天的权利,断绝一般人(家为巫史)通天的权利,也可以说各个乡村聚落(之家巫)都有在空地中心上观天讲天的权利,被集中到地域方国王巫身上。进一步演化,就出现了当时两大集团,共工和颛顼,谁能霸九州,帝天下,独掌通天权利的问题。后来共工失败,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其深层意蕴应该曲折地反映着空地的中杆(天柱)中心观念的衰落和新的社坛观念的产生。由于共工既是思想和社会改革(社坛中心的出现)的成功者,又是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失败者,因此一方面共工被书写为天地秩序的破坏者,另方面由他所“生”的句龙却仍作为社神而被天下共认。在文献上,对共工折天柱绝地维进行修复的有两人:一是颛顼的“绝地天通”,一是女娲“炼五色石补天”。 这里女娲既是时间上延绵甚长的族名,也是该族的首领之名。女娲补天发生的时间,《列子·汤问》讲是在共工与颛顼争帝之前,面对天地的“不足”而“炼五色石以补其阙”。王充《论衡·谈天》说是在共工和颛顼争帝而造成“天柱折、地维绝”之后。因此透出天地的崩坏和复修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管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颛顼和女娲复修天地的方式在后来的历史中保留了下来。一是建立了社的体系。社分成了天子京城的大社,拥有通天的权利,以及各诸侯、大夫、土,乃至村落之社。诸侯以下的社只是各自所拥有的土地的象征。《礼记·祭法》[6] 讲了社的基本体系,首先是作为整个天下(群姓)之土地象征的大社;然后是作为天下直辖区域(京畿)的王社;再后,是作为诸侯国整个领域象征的国社;再然后,是作为诸侯直辖领土的侯社;最后,大夫以下按同一规则进行的置社。这里只有作为天下象征的大社,具有与天交往的功能,而成为拥有天下的象征。这一社的层级体系,可以说就是颛顼绝地通天的具体内容。二是在社的体系中心之作为拥有天下象征的大社,其建筑形式就是象征天下的五色土。这正是女娲补天的主要内容。看看从崧泽文化的祭坛(海盐仙台序庙遗址和嘉兴南河滨遗址)到良渚文化的祭坛,基本都用三色土(也有四色,如海宁大坟墩遗址)封筑而成,可以看成女娲五色的一种地域变体或初型。而在《逸周书·作》里,建于国(都城)中的大社,就已是定型的五色土了。在空地中心,谁都可以因地制宜地,立杆祭天,建木测影。此时的社的体系,则是一个具有新的天下秩序的层级体系。与天的交往,只能由天下的最高领导(王)在大社的社坛上进行。而其他社的功能依其层级而递减。坛台中心的社的体系的建立,是一种新的天地秩序的建立。而这一社的新观念体系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又是用空地中心时代“中”的原则进行的。颛顼战胜了共工,却保持了共工之子句龙的后土地位。当时的各种观念里,木(句芒)、火(祝融)、金(蓐收)、水(玄冥)、土(后土)同时并起,而土之社坛成为中心,但成为中心也并不排斥其他,而是将之同时圣化并整合在社的体系之中。社坛成为中心并建立起了一个社的体系,最初这个中心,不是在国之中,而是在郊外。在考古上,社坛体系最为辉煌的,是东北的红山文化和东南的良渚文化。前者最大的祭坛是东山嘴祭坛,在方国之郊的山丘之中。良渚文化的祭坛,既有在聚落之中,也有在聚落之外。综合起来,在郊外是主流。文献上,社坛体系最为辉煌的是《山海经》中黄帝、尧、舜等在昆仑之丘(或虚)上的坛台。《海内西经》讲:“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在昆仑上建台,虽然不是聚落或邑或城的中心,但坛台的位置不是以具体的地域和集团的位置来决定,而是为天下的观念所左右的。《山海经》讲昆仑在“帝之下都”,说的正是天上的中心之帝在地上的中心。黄帝号轩辕,在《山海经》里,有轩辕之丘、轩辕之国、轩辕之台。丘、国、台的互用,透出了坛台或在丘或在国的多向性。当作为地之象征的社坛最后在京城结构里定形为城内的社稷坛和城外的地坛这种二分的结构时,显出的仍是社的观念体系的复杂性。而上古的社坛,无论是考古上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祭坛,还是文献上的黄帝尧舜之昆仑坛台,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是如良渚文化的祭坛那样,以方形为主,盖为地的四方和天的四时的结合而又强调地的结果;二是如红山文化东山嘴那样,圆形坛与与方形坛并置在一块,讲究天与地的合一而又强调地的重要;三是主要在郊外在山上,是与社的另一根本性质相关联的。这就是——


[1] 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说共工来自西羌。何光岳《句龙氏后土的来源迁徙及社的崇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6期)说共工乃炎帝集团。扎拉嘎《共工神话与杭州》(杭州社科门户网站(http://www.hzsk.com/portal/n1582c93.shtml)说共工是东南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笔者想,炎帝集团北进和西进之后,与羌姜集团融合,而炎帝也为姜姓。从源头上讲,共工以西羌为主,从后来的发展讲,融合了神农炎帝集团。

[2] 社与稷更详细的统一与区别,参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62—174页。

[3] 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讲:九州(九有)即当时的中原一带。

[4] 杨伯峻撰《列子集释》(“汤问”,中华书局,1979,第150-151页)和何宁撰《淮南子集解》(“天文训”,中华书局,1998,第167页)都讲共工与颛顼争帝。这应是共工的西方集团与颛顼的东方集团之争,这里的东和西只是初源。当此之时,东方诸族与西方诸族已经过多次融和、组合、分合。因此共工与炎帝有关,与东南有关。颛顼为黄帝之孙。《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百纳本二十四史第一分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讲共工与祝融争帝。按《山海经》“祝融生共工”,这是一场内部的领导权之争,在共工与颛顼争帝之前或之后皆有可能。

[5]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楚语下”,中华书局,2002,第514-515页)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6] 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下)“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304页)“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日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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