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都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去组织历史，而这一组织历史本身又内蕴着时代的功利目的于其中。讲述历史的一般理论告诉我们：讲叙一个怎样的历史是重要的，对历史进行怎样的讲叙也是重要的；对于历史讲述来说，被讲述的那些历史本身是重要的，讲述者进行讲述的时代性也是重要的。具体到中国人的历史叙事，又有一些不同于叙事历史的具体特点。以上三次宏大叙事的演进，有很多东西可以总结，这里且讲三点：

    第一、根据讲述历史的一般理论，在宏大叙事中如何处理讲述者的实用功利和被讲述的历史真实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方面现实越走向政治文明，宏大叙事就越接近历史真实，另方面，宏大叙事越接近历史真实，现实就越走向政治文明。因此，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演进史，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地在曲折中走向政治文明的历史。

    第二、三次对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用的叙述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但每一次都不是对前一次的否定，而是既接受前一次的内容，同时将之作了有利于自己的改变。这里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待前人的独特方式。前人的模式之所以可以接受，被接受的是一种内在精神，同时又要予以改变，改变是适应当下的发展，把新发展与旧精神进行并置，以新发展去融汇旧精神，并由之产生出一种适于时代的新精神，这就是中国式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这样一种接受与改变、继承与发展的方式，同时就把旧有的本来是实体性的主项转化成为一种虚体性的象征。当纪念碑的八大主题和文革的圣地叙事进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之中，表明八大主题和革命圣地一方面可以予以虚化，虚化为一种象征，从而清除其时代片面性的一面，保留其本有的永恒性的一面；另方面也可以实化，实化的同时用今天的模式对之进行转意，同时按今天的模式对之进行多面扩展，通过扩展赋以原有主题以新意。因此，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去回望八大主题和五大圣地，这“八”和“五”一方面成为一种象征，另方面被赋以了新意。可以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的100主题正是从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原本内蕴的象征结构和今日对之新型观念而产生出来的。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以后还会被不断重讲，但不断的重讲首先是要去理解表层故事后面的象征结构，并对这一象征结构进行新型诠释和赋以新意。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三次宏大叙事显出了中国现代进程的象征结构，正是这一象征结构，让过去永存，让过去进入现在，成为支持现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阻碍现在。同时也透出，在中国型的历史讲述方式中，过去和现在，不是以斗争方式和否定的形式出现，而以合作方式和互动形式出现，历史的讲述总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对过去、现在、未来，进行一种共时性的思考。

《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三次美学体现》一文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