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教与中国文化后期面临的问题

     宋代以来，中国文化进入一个转折时期，经济的大发展，引起了城市形制的变化，开封、临安这样超过百万人的消费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出了商人地位的变化，表现在话语里有士农工商与士商农工的混杂，消费城市里市民的出现，产生了大众趣味的说唱文艺，雅俗之争成了宋元明清一个重要论域。海上丝路的贸易发展，引出了巨大财富和海盗问题，而海洋问题并未真正进入或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士大夫的思想视野。自宋以来变化着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作为东亚核心的华夏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演化会走向何方？二是多民族的并立与一统应当怎样进行新的整合？三是元明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华暗示着在西方崛起的世界现代化潮流。而由宋以来，中国文化主要关注和解决的的前两个方面，在后一问题上，则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没有予以正确的认识。对于前两个问题上，由于中国的家国天下一体的基本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来进行应对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就是上一章讲过的礼文化，礼文化的基础是家，在文化转型中作为中国思想最高层级的宋儒关注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建立全面世界的高尚心灵，即理学的心性论，典型地体现在宋人的“为天地立心”和明人的“良知”；二是如何在文化的基本单位即家族上，建立使之团结起来并形成社会上具有声望士宦之家的家族制度，典型地体现在朱熹的《家礼》上。由宋元明而清，在对天下兴亡的反思中，清代学人尤重作为社会基层的按儒学精神来进行家的重建，先秦以来“以礼为教”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重礼。正如阮元所说：“理必附于礼以行”（《【上研下手】经室续集》卷三，《书东莞陈氏学【竹旁下部】通辩后》）。明清之际，礼教成为纲常名教的简称。一方面清代学术，围绕什么是真正的古礼，产生出各种学派，其研究又都围绕着如何在现实的家族中实行正确的礼教（包括从祠堂规制、祭祀、丧服、葬礼、婚礼，到家族继承的立后、过继等制度等）。从清初包括黄宗羲在内的学者对朱熹的《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的提倡、讨论、批判，以及由之对《周礼》《礼记》《仪礼》的深入研究，到乾隆皇帝即位就成立的“三礼馆”（加等编撰而可考者有惠士奇等47人），以三礼以及汉宋学者对之的诠释为代表的礼学，成为了清代的学术重心。礼教的要义，如颜元所说：“天下无治乱，以礼为治乱，天下无兴衰，以礼为兴衰。”[1]礼教在朝廷以及士绅阶层中得到广泛思考、研究并积极地践行，又让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全面地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之中。礼教成为了社会安定和天下一统的核心意识和制度保证。

    礼教，在中国古代文化后期面对处理社会整合和民族整合这两大问题上，从社会安定和天下一统方面来讲，基本上的有效的。但面对已经在西方出现并向全球扩张的现代化潮流来说，遇到了巨大的理论困难和制度困难。礼教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主要体现在礼教所形成的基本文化取向与在西方兴起的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因素具有的质的差别上。

                         （二）礼教的核心结构与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因素的不同

     现代性在西方的出现，是以具体独立性的个人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具体独立性的个人的出现。而礼教以三纲为核心，君、父、夫对于臣、子、妇具有主宰性，而臣、子、妇则只能顺从。这一制度设计，本有家之中和国之中的号令统一有利的一面，但同时又给了主宰一方的绝对的权利，正如鲁迅所说，这是为权势者设计的制度。三纲走向极端，表现为中国社会后期的名言之中：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虽然孔子、孟子都就讲过君臣的对等性[2]，荀子也讲过“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然而，宋以后特别特别突出了臣、子对君、父服从的一面。宋以来最明显的是对妇女的贞节要求，提倡丈夫死亡守寡。对贞节的表彰，成为明清文化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景观。三纲在人与人之间划分并突出尊卑等级，而三纲是人伦的核心，由之扩展，嫡庶、长少、亲疏，远近，无不有一个尊卑等级。而作为有尊卑等级的个人，又由在家族中地位，在国中的地位来决定的。而以跪拜为核心的家族之礼和朝廷之礼，是服务于这一家和国的尊卑秩序的。

    礼教与商人转型。宋代以后的经济繁荣不仅是农业亩产和总产量的增加，更是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在工商业的发展中，行会制度、牙人制度、科配制度，发展起来，特别是海外贸易，从唐代的朝贡体系为主变为民间经济主导，印度洋上在唐代由穆斯林商船主导一变而为由中国商船主导。商税成为宋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正是在这一现实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从宋代起商人就可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任官职。因此，在理论话语上，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理论，进而出现了士商农工的排序。然而在礼教的传统中，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拥天下的观念和君为臣纲、官为民纲体制安排，在家国同构的现实结构中，商人，并不是独立的经营个体，而是，第一，作为臣民一直存遭遇着政府的强制性和掠夺性政策之苦，二是作为家族中人，是家族的一个部分，从商与家族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型的“家”与“国”的观念中从事商业活动的，一方面推动着礼教社会的进步，另方面又极大受着礼教社会的阻碍。

    礼教与城市转型。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独立的城市起步的，中国的城市从来都政治型城市，入宋以后，城市内部打破了以前的市坊结构而街街可行商，取消夜禁而日夜可营业，然而，城市的大结构还是以皇城为中心，只是在政治性上加上了商业性，把城市变成了由政治主导的消费城市。同时，商业活动的是仍在天下官家的管理之下，在家族伦理的支配之下，以三纲五常为其活动之准则。城市虽然有了更多甚至极大的经济商业消费因素，然而，这些因素一直被渗透在家国中的礼教束缚着，到清末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礼教与政治转型。现代性的政治制度安排就是在个人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制。在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基本原则就是等级尊卑，这种基础在人与人之前不平等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发展出民主制度，而是天然地阻碍着民主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