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三国时期的东吴文化，在江南美学的形成中具有奠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地理特色、人物风韵、文艺形式、世界开拓。

                       一，东吴与江南地理美学之形成

     首先是美学江南在这一地理区域的形成。东吴在建业（今南京）建都，使建业继春秋时代的吴越之后，成为江南地区中具有作为全国最高级的都城，使江南都会迅速向全国最高级提升，具有了皇家气象。这从太初宫和昭明宫的巍峨，从宣阳门到朱雀门的宏壮上体现出来。而建业的地理特性又让最高级的都城具有了江南风貌，这从秦淮河及两岸的商业区独特风貌呈现出来，这一区域里的“横塘”和“长干”与秦淮河一道，成为美学江南的符号，在以后的历史中诗意而香艳地闪耀。在建业的都市意象竖起了地理江南的中心的同时，东吴对周围地区山越的规训和教化，让地理江南得到了极大的空间扩展。远古的百越经过春秋战国秦汉的演变，到三国时主要居住在围绕在平原的皖、赣、浙、闽山区，称为“山越”。东吴通过对四周山越的征伐和规训，一是使之成为农民（江南耕地得到大大的开辟），二是使之成为军人（东吴军力得到大大的加强，黄盖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说东吴是以山越之众抗中国之军）。这两种职业让山越有了农人的耐性和军人的纪律因而在族群互动中迅速汉化，到吴亡时，南方的行政区域已经发展到43个郡313个县，郡县数是东汉时的2倍。人民的归化同时是地理的人化，原始森林转为秀丽山景，荒蛮之地变成了柔美之乡：“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相和曲》）。这乐府民歌之景，正与东吴地理开发后出现的江南景色同调。东吴的江南开发，也使从百越到山越以来的“南蛮鴃舌”之音向媚人的吴浓软语的转换。刘宋时代兴起的吴歌西曲，可说是从东吴文化开始的江南转变过程之后结出的硕果。汉末三国正是宗教思想转变之时，西来的佛教开始以自己的面貌出现，中土的道教开始呈现体系。孙权在建业都市之中为印度高僧康僧会修建了江南第一座佛教寺庙建初寺，在方山为道士葛玄修建了江南的第一座道观洞玄观。看一看康僧会和葛玄的行迹游踪，可以想出江南地区由山越的巫风原俗转变为由高级宗教所影响的文明风尚。这是思想的变化，也是美学的演进。至此以后，六朝百年“多少楼台烟雨中”成为一种独特的江南美学景色。而数以万计的道观佛寺，座落在从都市乡镇到名川大山的广大地域之中，构成了文化江南的美学景观。正是在东吴以来儒释道共同营造的氛围中，江南山水之美迅速地呈现出来，可以说，后来石崇的金谷园之美，王羲之的兰亭之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之美，都与整个江南地区从东吴开始的文化、思想、美学的转变相关。江南的都市意象，田园风光，山水新貌，正是在东吴时期的这一全方位的转变中，开拓出一片地域沃土，使东晋以后的江南美学之花，在方方面面绚丽开放。

                           二，东吴与江南人物美学之形成

    在江南地理全面的文化和美学转型之中，具有独特的美学风韵的江南人物也由之而生。这里且举三个方面的人物，一是在政治最高层人物群中，产生出了周瑜，一个典型的江南人物之美；二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群里，产生出了陆机，一个典型的江南文人；三是在女性世界里，产生出了二乔，典型的江南美人。在东吴的政治高层中，开创者孙坚有武有文而皆有不足，到孙策勇武有余而文不足，到孙权有武有文有智，但都是朝向中国文化中普遍性格方向的提升，而周瑜的出现，则是在这一向中国普遍性提升的同时，显出了江南的独特风貌。周瑜有军事帅才，满腹韬略，使曹操雄师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与后来《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的形象相同，具有中国的普遍性。正是这一普遍性，使得这一历史中的周瑜元素，被转成文学中的孔明特点。但周瑜在体现这一普遍性时，同时显出了江南文化的特色，这就是把“雄姿英发”的儒帅风度用“羽扇轮巾”的江南风度展现出来。这里有老子的智慧，庄子的情调，更是把南方文化中的老庄智慧以江南才子的风姿和韵致予以美学的亮相。因此，尽管周瑜的元素被文学家安置在孔明身上，本来年纪很轻的孔明却显得智慧老成，早过而立之年周瑜却仍被描绘得英姿飒爽。这是一个历史的定型，而这一历史定型正是为了突出周瑜身上的江南之美的特点。在历史的记载中，周瑜不但饱读诗书，向着中国文化的普遍性提升，而且深通音律，在通向中国文化普遍性的同时，又极大突出着江南才子的书生英姿，历史上周瑜的江南英姿让江南的青春少女们心弦跳动，情不自禁地“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指弦”（李端）。周瑜的江南形象在娶得国色美人小乔之时，达到了顶峰。诸葛亮一生都在理性的智慧中殚思极虑，不好美色也不懂美色；曹操喜好美色但只是北方的豪杰心性，了无江南的才情韵味，以致在未能留下任何情爱佳话。只有周瑜在“江山如画”，“小乔初嫁”之中，得到了具有江南情调的理想定型。三国时代，北方的英俊少年是吕布，南方的少年英姿是周瑜，正好，吕布得到了北方美人貂禅，周瑜得到了南方美人小乔。小乔的姐姐大乔同样国色天香，嫁与孙策。二乔的美丽引起后人无穷的遐想：“大乔娉婷小乔媚，秋水并蒂开芙蓉”（高启）。二乔的美丽又是与江南景色紧密相连的：“修眉细细写春山，松竹萧箫佩玉环”（王士祯）。二乔的美丽还引得后世的文人的不断吟咏，成为了江南型的英雄美女和才子佳人的诗意源泉。如果说，周瑜和二乔都仿佛流星般突然而至，那么，陆机则显示了江南才子是怎样在文化的培育中成长起来的。而且，陆机的出现可以让人去推知周瑜和二乔出现后面的文化逻辑。陆机之祖陆逊主要是帅才，跟随吕蒙，打败关羽，夺取荆州，作为主帅，火烧连宫，打败刘备。陆机之父陆抗也是帅才，20岁继父业，率父部，旋即被封镇军大将军，在西陵之役打败晋军。到陆机托颖而出，完成了陆家由以武将富贵到以文士荣光的转变。陆机的转变，不仅是陆家声誉的提升，而且是整个江南的荣耀。陆机与潘岳一道，成为西晋水平最高的文人：“降及元康， 潘（岳）陆（机）特秀。律异班（固）贾（谊），体变曹（植）王（褒）”（《宋书·谢灵运传论》），而潘陆二人，皆求绮丽，但潘有着北人的清朗，陆有着南人的深沉，特别是有着南方从东吴到有晋以来文化融和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钟嵘《诗品》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如海，即像海一样的美丽、复杂、丰富、深沉。正因如此，陆机代表了魏晋南朝文学的发展主流。钟嵘《诗品》称曹植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谢灵运为“元嘉之雄”。这是一种文学史演进的描绘。而陆机作为文学主潮由北转南的一个标志。而且，由曹植代表的丽的追求到陆机代表的绮糜繁缛再到谢灵运的富丽精工，陆机带来的南方的绮糜繁缛，并以南方的美丽支持着曹植的美丽，让求丽之风成为了全国性的主流时尚。曹植在求丽的同时还有尚气的一面，钟嵘《诗品》评其诗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从曹植到陆机到谢灵运，陆机的“才高辞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这影响不仅在文艺上，还在理论上。曹丕《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是与曹植的“骨气奇高”一致的，而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糜”。从尚“气”到缘“情”，是理论主潮的变化。晋代诗歌大家，三张（张华、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除左思外，都是华美绮丽的。在这唯美的弄潮中，作为“太康之英”的陆机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陆机由江南文化的转变中孕育出来，又带着整个江南之美进入到全国美学的互动之中，并在全国时潮的演进中成为“太康之英”。引领了后来南朝滚滚欲大的唯美潮流。

                             三，东吴与江南美学之艺术孕育

    前面讲人物里，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周瑜与二乔，主要是江南人物之美，周瑜和陆机则进入到了艺术之美：周瑜的音乐和陆机的文学。由周瑜代表的吴地音乐，要经过由东吴两晋到刘宋时，才产生出了吴歌西曲，让江南风情达到全国的高位。而东吴的文学则在陆机那里一下就升上全国的最高水平。虽然这是在东吴亡后的西晋时期陆机入洛、南北交融中才出现的盛景，但陆机的身上和文中包含了巨大的江南美学元素。并把这一江南美学元素融入整个中国文艺之中，使之成为普遍性文艺，又在这普遍性之中，突显江南美学的特色。陆机之作，古人多用“繁”字以评之。繁，一指其文之类型多样：著有《晋纪》四卷、《洛阳记》一卷、《要览》若干卷、《晋惠帝百官名》三卷、《吴章》二卷、《吴书》、《连珠》若干卷《文集》四十七卷……这显示陆机全面进入中国文化，在南北文化汇通之中，把江南文化带入其中并使之得到彰显，成为主流；二指其文之形式在追求华丽这一主流特点时又包含了个性特点：“繁缛赡密”，“工整绮练”。这里“繁缛赡密”是因容纳万有而显出的艺术特征，“工整绮练”是整合南北而显出的形式面貌；三是指陆机在繁密华丽的形式下由江南入北方，以降将侍晋室，所遭受和要应付的种种环境而产生的复杂心态，并在面对各种境遇和多样互动中要努力突显出来，进入主流而产生的复杂心曲。因此，繁缛赡密、工整绮丽，内含着巨大的江南美学内容，而这江南美学内容又成为了整个文化的主流时尚。东晋以后，江南唯美风尚成为全国的主流，这一唯美风尚主要体现在骈文里，以这一风尚为主旨的萧统《文选》中，陆机作品为选入数量之冠，有二十八题六十一首（《演连珠》五十首计为一首），在曹植、潘岳、谢灵运、颜延之、谢朓、任昉、沈约之上，可见陆机之文被认为是既多且好，乃唯美骈文的最高成就[1]。而陆机确实以自己的文学之美，登上了文坛的最高峰，又以这一最高地位引领了文艺的时尚走向。陆机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正如其诗所描绘的美人：“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日出东南隅行》)。这四句说可以说正呈现了陆机的美学特点，以及内蕴在这一美学特点中的江南风韵。

                         四 东吴与江南美学的世界境界之开拓

    三国时代，东吴在中原曹魏和西面蜀国的压力之下，发展了自己的地理优势，对海军的重视和对海外的开拓。东吴发展起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造船业（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大大提高了航海的安全度。这时，万人以上的大舰队经常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公元230年时，卫温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今台湾省）这是台湾与大陆往来的最早记录。公元242年，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3万人航行到海南岛。东吴还经常派使者远航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最主要的是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100多国。海南诸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涌进东吴，可以想象这类物品激起了江南美学怎样的思考，又给江南美学带来了怎样的新面貌。这些远航经历使康泰写出了《吴时外国传》，朱应写出了《扶南异物志》。在海上交流中，扶南国王范旃在公元243年派使者送来乐队。在孙权为之在在皇宫附近造的“扶南乐署”，向东吴宫女传授扶南歌舞。大秦国（即东罗马）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岛来到东吴，居住建业七八年后始归。东吴的海上开拓，把先秦以来的海上丝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同时也把中国的天下观由西向东，进行了新的扩展。对先秦以来的中国天下观加进了新的实际内容。正是这一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让扬州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并在唐宋之时造成了中国文化重心的东移和南移。可以说，正是东吴时期江南的兴起，并在与这兴起同时展开的海上丝路的扩大，形成了江南地区新型的天下胸怀。这一新的天下胸怀反过来又加速了江南文化地域特色的形成，以及江南地域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看，东吴所具有的江南自信心，以及由这一自信心所产生出来的（如上所述的）江南美学的种种元素的后面，都有由海上所带来的新的世界境界的影响。正是这一在东吴形成的新的天下胸怀，在唐宋之后，最终让江南成为全国文化最先进的地方，并让江南美学蔚为大国。

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