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

张岱年（1909～2004）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之一，他的《中国哲学大纲》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显示了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和独特内容，这本书是张岱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现代中国在中国哲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张岱年，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省献县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同年在清华哲学系任教，抗战爆发后在家闭门著书，1943年，到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任讲师，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副教授，1951年升教授，1952年随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自此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直至仙逝。

《中国哲学大纲》的出版历史，本生就是一段趣闻。该书于1935年撰写，1937年写成，商务印书馆曾两次决定付印，作者已在“自序”中对审读先生（冯友兰和张荫麟）表示了感谢，但皆因战事未能如愿，只于1943年在私立中国大学作为讲义印过。成书20年后，1958年，方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时，此时哲学观念和学界风气已经大变，于是作者为旧书写了一篇“新序”副标题是：“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修订版。作者作“再版序言”虽然已经没有了“自我批判”的标题，然而在这“再版序言”的内容上，还是先来一番检讨，自言书中的“缺欠”、“缺陷”、“缺点”。这些缺点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用唯物论和唯心论来统中国哲学的内容。有意思的是，中国学术进展到了1990年代以后，写中国哲学史都不再以唯物论和唯心论来统中国哲学的内容了，前一个学术阶段认为的缺点反而成了此书的优点。

《中国哲学大纲》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中西哲学作了一次最好的汇通，而这种汇通又是用了一种最学术的方式，这就是把哲学集中在问题上，此书的附标题是：“中国哲学问题史”。问题又是用范畴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拈出范畴，使该书呈出了一种学术纯味。

在中西哲学的汇通上，《中国哲学大纲》采用一种最鲜明的方式，著作结构，是按照西方哲学来的，分为三大块：第一部分本体论，第二部分人生论，第三部分致知论（即认识论），但具体的材料，又是中国的，根据具体的材料，本体论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分为知论和方法论。按照这三大块去找材料，必然呈现为，人生论材料最多，问题最多，范畴最多，宇宙论其次，致知论最少。这样一来，把握的三大块大框架虽然是西方式的，便材料的呈现又成了中国式的，材料本身使问题的中国性得到了突出。虽然材料本身突出了中国特性，但三大块的大框架是西方的，对三大块的梳理分类是西方的，这样中国哲学的特性又得到了一种世界性的呈现。

当用中国的材料呈现一个哲学的普遍内容的时候，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用中国的概念来呈现中国哲学的内容，在宇宙论的本根论里，我们看到了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在宇宙论的大化论中，看到了反复、两一、大化；在人生论的人生问题论中，看到了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损与益、欲与理、情与无情。这样哲学的问题以完全中国的概念表达出来，更接近于中国哲学的原味。比如“大化”，用现代汉语来说，是宇宙变化的规律或宇宙有规律的变化，都有了西味，而不用现代汉语的以变来统化的“变化，只用古代汉语所强调的不同于变的“化”，中国哲学的意味就出现了。大量的引用原始材料，不但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特点，也是它的巨大优点。1937年的“自序”中，张岱年说：“现在讲中国哲学，对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有所诠释，实必须指出证据，实必须‘拿证据来’。因此今日讲中国哲学，引哲学家的原文，实不只是引，而亦是证；不是引述，而更是引证。”[1]正是这样的引证，突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质。

正因为原样地引证中国的材料，原样地呈出中国的概念，从而使张岱年在对中国哲学特质的把握上，最易体会到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最能够将之很好的地总结出来，于是在三部分之前有“序论”四节：一，哲学与中国哲学；二，中国哲学之区分；三，中国哲学之特色；四，中国哲学之发展。这里最的意义的是中国哲学的特色，张岱年说，其重要有三：第一，合知行；第二，一天人；第三，同真善；其次要有三：第四，重人生而不重知论；第五，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第六，既非依附科学亦非依附宗教。这六个特点，是在与西洋哲学和印度哲学的比较中，在细读中国哲学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另一方面，中国不但是在中、印、西三大哲学中的比较中存在，还在古今的转换和演进中存在，还存在一个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因此，在三大部分完了以后，最后给一“结论：中国哲学中的活的与死”。在这里，张岱年提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六大好的因素（活的）和六大坏的缺陷（死的）。当然这死与活，仍是在中西的比较中而出现的。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与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可以说是双璧，一从历史发展入手，一从问题范畴入手，在相当的程度上呈现了中国哲学的原貌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