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古迹备忘录（126）】
--- 高城遗址 ---
高城村隶属祁县城赵镇，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祁县古城西南约七里，今G108国道右侧。大约2012年或之前一点，曾骑电动车去高城村偶转，在村大街上看到一块碑，被叠压在砖垛之下，无法看到内容，这是我第一次去高城。五年后的2017年，有朋友告知我说，高城大街上的那块碑被卖了....此外，在康熙版的《祁县志·古迹》中还看到关于高城的一条记录“郜城在县西南七里。《春秋传》晋绝秦书曰‘焚我箕郜’即此。今为高城村，基址微存。”鉴于明清时代附会盛行于时人，我们现今民间流传的很多不着边际的所谓“故事”“古迹”，多是明清人杜撰，因而对此条记载不敢深信。这就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与高城村的一点渊源。
【高城村·牌楼·祁县城赵镇】
【高城遗址·东周·地表现状】
发现高城遗址，纯属偶然。2018年4月8日下午三点，我们“走遍祁县”采风组一行四人，相约去祁县西南部的韩家庄和西白圭两村寻访，我们的寻访目的地中，根本就没列入高城村。
当大致完成韩家庄的寻访任务后，我们按计划北上，前往西白圭村。当车行至高城村路口时，队友雷雨晴提议是否进高城村一转，我突然想起五年前的那块碑来，顺道看看究竟还在不在。
于是，我们顺道拐进高城村中。记忆中的那块石碑确实没有见到，是否被卖？不得而知，至少不在原地了。于是，我们从东至西穿村而过，并未停留。
就在汽车穿出村西口时，我看到村道南侧田野中，有不太高的整齐断崖。直觉告诉我，那里应该过去看看。但就在意念踟躇间，车早已驶出村外，遂打消了念头。在高城村西口，有一座新建的“祁泽高城”的水泥牌坊，虽然是个新物，但却是个恰当的村庄地标，这是我们需要的，于是停下车来拍了这个“村门”。
就这么一停留的瞬间，冥冥之中我还是不放心田野里那道低矮的断崖。索性我建议我们倒回去仔细查勘一下。
当我们走近那道断崖时，就发现断崖上暴露的地层有问题，紧接着就发现了断崖层夹杂的，和地面上散落的陶片---
一处古遗址出现在眼前。
【高城遗址·东周·与村庄的地望】
【高城遗址·东周·取土断崖】
这块田野按照周围形势可以看出，原本是平整空旷的耕地，因为大量的取土，导致中间一块大面积的区域被挖低，四周遂出现了低矮断崖。
通过全程的仔细查勘，从断崖的暴露情形可以看出，断崖高约1.5米以上，地层非常整齐均称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厚约0.5米，是纯净细密的黄沙耕土层，由于耕种翻土尚达不到这么深，所以黄沙层的下部还未被扰动，偶尔有被深挖打破的痕迹。
下层是厚约一米的夯土层，虽然夯段和夯层不甚明显，但土层中密集而均匀夹杂的各种碎片绝非自然地层所有，而且未风碱的段落，夯土层极其坚硬，无疑是人力所为。
此块取土的洼地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面积约两万平米。四周是相同的耕地，但未暴露地层，无法查勘，高城遗址的实际面积可能比暴露部分大的多。
我们考察了一下更北面的，未被挖土扰动的地面，地表上没有任何残留物，可见遗址是被埋藏在那0.5M的耕土层下面的。如果不是取土挖坑，遗址就不会暴露出来。
【高城遗址·东周·夯土遗迹】
【高城遗址·东周·密质坚硬的夯土】
【高城遗址·东周·断崖中夹杂的陶片】
【高城遗址·东周·地面残留物】
在遗址区域内，我们最先发现的是一些碎陶片，系历年耕种打碎。夯土层中夹杂的和地面残留的不一样，夯土层中夹杂的多是细薄的小碎片，可能是生活用具残留。
这些陶片均为泥质灰黑陶；纹饰大多为素面，少数饰粗绳纹和戳印纹，较为精致整齐；制作方式为轮制和手工捏制均有；个别陶片内壁有精细的扁圆点状布纹，显然比地面发现的建筑瓦件的布纹原始的多；个别残片有穿孔，是取水器残件；有些器物的底部残片使用磨损痕迹极其明显，说明都是日常实用器物，而非明器；捡拾到的三件器物口沿，均为侈口，口沿向外直折。
这些生活器物用陶的共同特征是，泥质均经过了淘洗，质地细腻精密，纹饰精致整齐，器壁厚薄均匀，火候匀称到位，明显的晚期特征。大致与祁县河南遗址、王乔堡遗址的残留物相似，大约为商周时期的遗留。
而地面残留的陶片多是建筑构件（比如瓦），由于残留体较小，很多碎片无法判断为何构件，其中可能也有大型生活用器，其时代比那些细小的碎片明显要晚些。这些残片的共同特征是，片幅均大厚粗实，砖质形态明显；器物表面纹饰多外为整齐深刻的粗绳纹，有斜有直；内为网格纹和布纹，这内部纹饰可能有规律，大型的为网格纹，小型的为布纹。
总体对比来看，大致与祁城遗址、温曲遗址的残片相似，时代可能为春秋战国。
【高城遗址·东周·筒瓦及瓪瓦残件】
【高城遗址·东周·建筑构件纹饰】
【高城遗址·东周·生活用具残片】
【高城遗址·东周·晚期遗迹】
另外，在遗址区域内，还发现诸多更晚期的残留。在洼地西部的断崖层中，有不少的晚期瓷片，可能晚到清代。这些瓷片有的位于黄沙层与夯土层的交接处，有个别夹杂在夯土层内，但地段个别，不是在全部夯层内均有发现。这可能是后代的活动扰乱了地层所致，可能也有顺着断崖被雨水冲刷流下的，偶尔停留在某个层位上，因为这些瓷片都在断崖表面残留着。
在夯土层被扰动的地层中，还采集到几块铁件残片，锈蚀严重，面目全非，但其中有一件折边状残件，可能是一个铁质容器的碎片。考虑到铸铁出现的时代，这些铁质残件的年代最早也不过战国，或者仅可能在汉代。
在所暴露的断崖底部，有两处砖筑遗迹呈散乱状，不确定什么性质。按照成熟的建筑用砖出现的时代来判断，这些遗迹也可能是很晚期的，比如明代。
这些明显晚期的近中古时代遗存，分布散乱，没有规律，而且系数不多，有可能都是后代行为打破遗址地层导致的。
【高城遗址·东周·铁件残留】
在未扰动遗址的情况下综观高城遗址，地面及地层中的残留物很普通，与祁县境内同时代的遗址比较，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高城遗址有别于其他大致同时代遗址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大面积的夯土层。同时也因为其掩埋在地表以下，而保存完好。
现存遗址区域的南北两端均为道路，有人工垫起的斜坡，自然地层被掩埋，无法看到相关情形。但是在遗址区域的东西两侧，均有大面积夯土层暴露，而能看到的夯土层深度和广度仅仅是暴露的部分，掩埋地下的夯土层情况未知。仅就暴露的部分讲，在祁县已知同时代的遗址中也是仅见的。
如此深厚的大面积夯土层，容易使人联想到康熙版《祁县志》中关于“郜城”的那条记录。在我国的早期古籍中，特别是《左传》中，有很多处提到这个“郜”，看上去这是个很古老的名字。似乎不算偶然的是，在今天的祁县行政区中，还真遗留着一个直接以“郜”命名的村庄叫“郜北村”，隶属于祁县古县镇。
【高城遗址·东周·东部断崖】
【高城遗址·东周·地面陶片】
据相关古籍记载，“郜”是西周时期周文王之子的封国，地点在今天的山东省成武县境内，据说已有遗址出土，得到了历史的确认。但除此之外，在历史典籍中还记载着好几个不同的“郜”，而且都分布在今天的不同的地方。《祁县志》中记载的今天高城村的这个“郜”，以及上面提到的祁县“郜北”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郜北村”只有祁县本地人知道，外人不知。看来，这个历史地名“郜”也是一笔糊涂账。
曾有一篇博士论文专门用大篇幅考证这形形色色的“郜”，因为过于繁杂，这里就不说了，只说这个高城的“郜”。这个“郜”虽然在高城村和祁县来说，早就是历史名称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改叫“高城”了，即使按康熙版《祁县志》记载，起码在康熙那会儿（公元1689年）就不叫“郜”了，距今也已经整整330年了。但这个“郜”比祁县其他几乎所有的古地名都著名，很多历史学者都知道这地名。因为这个“郜”出自中国历史上一篇极其著名的文献叫“晋绝秦书”，犹如《康熙祁县志》的记载。这篇文章不长，所以我这里全文录入，备读者参考。
“晋绝秦书”
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场，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穀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
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匿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高城遗址·东周·未扰动的遗址表面】
【高城遗址·东周·地面陶片】
“绝秦书”是一片辞气严厉外交文书，据《左传·鲁成公十三年》记载，这份外交文书是晋厉公写给秦桓公的，断绝晋秦外交关系的文件，由晋国的吕相（也叫魏相）执笔书写。
文件中提到了秦国历年对晋国背信弃义，并引发剧烈的外交冲突，并最终导致的五次战争，即“韩之战”“殽之战”“令狐之战”“河曲之战”和“辅氏之战”。这五次战役被记载在《左传》的“僖公15年”“僖公33年”“文公7年”“文公12年”和“宣公15年”各篇中。
其中，最后一次战役“辅氏之战”中，就提到了《康熙祁县志》中所记载的“焚我箕郜”这件事，说秦国军队深入晋境，焚毁了箕城和郜城。麻烦的是，其他四次战役记载的都比较详细，恰恰涉及祁县“郜”的第五次战役记录模糊，这就引起了历史家们的纷纷议论。
按照人们（包括古人）的惯性逻辑，既然“箕郜”被一起提及，这两地方应该距离不远。历史就这么巧合，在距离祁县“郜”不远（行程约50里）的太谷县，还真就有一个叫“箕”的地方，大致就是今天太谷白燕村一带。
这样的“巧合”似乎十分完美地诠释了“焚我箕郜”这句话。这个“箕郜”的地理位置，确实是一个过硬的理由，很多历史学者倾向于“绝秦书”中的“箕郜”，就是今天太谷、祁县的这个“箕郜”。
但查阅历史典籍，最早明确把“绝秦书”中的“郜”和今天祁县高城村的“郜”联系起来是明《太原志》（系引自《永乐大典》卷5204，见《山西历史地名词典》。康熙版《祁县志》属再引），即便是《太原志》距离“绝秦书”的年代，也近两千年了。
除此之外，再无文献支持这个观点。而在当时的“晋国”境地内，还有别的地方也有“箕郜”，据传，今天的蒲县有“箕”，浮山县有“郜”。
既然“郜”的情况无知，那么是否可能以“箕”来考察旁证一下呢？结果发现，这个“箕”比“郜”的情况更麻烦，更搞不清楚。因此，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绝秦书”中的“箕郜”就是今天太谷祁县的“箕郜”，但自古即有人争议。
古今争议者，其争议的主要理由是：
一、“焚我箕郜”是“辅氏之聚”的导火线，因为秦国焚毁了我们“箕郜”，因此我们在“辅氏（在今陕西省）”打了他一家伙。那么“箕郜”应该离“辅氏”不远。而按照今天的距离考察，太谷、祁县的这个“箕郜”距离“辅氏”很远，所以反方认为可能在“辅氏”附近另有“箕郜”，而不是今天太谷祁县的这个“箕郜”。
其实，战争的因果未必关系地理上的远近，战争原因在哪儿酿成，不一定战场就在那里。而且战争的因果之间，也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不一定紧密相连。事实上，秦军焚毁“箕郜”的时候，晋军正远在今天的长治灭“潞国”，不可能马上反击。是事后才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反击，所以战场不一定选在哪里。
二、根据《左传》记载，“辅氏”是濒临河边的都邑，既然是“入我河县，焚我箕郜”，那么“箕郜”也应该濒河，而今天太谷祁县的“箕郜”都不在河边。
这只是今天“箕郜”的地势，两千五百年前的周朝，“箕郜”都在河边，“箕”在乌马河边，“郜”在昌源河边。只不过今天乌马河没水了，而昌源河是改道了。据《水经注·汾水》记载，胡甲水（今昌源河）是流经高城村的，这从高城遗址现存地面上厚约50厘米的河沙足以证明。何况，即便没有昌源河，今天的“郜”距离汾河的直线距离也不过七、八里，完全属于“濒河都邑”的范围。
三、反方认为，太谷祁县的“箕郜”距离秦国太远，秦军不可能大老远从咸阳跑到晋中来放火，而且《左传》也并未记载秦军“深入”晋境。何况，如果秦军自南而北奔袭“箕郜”，极有可能被灭掉潞国而返回的晋军截断后路，这样做风险极大。
这完全是想当然。秦国行政或军事中心距离晋中是很远，但当时秦国的边境距离晋中并不远。秦军不可能每次打仗，都是从咸阳整队出发，他的边境上就有驻军，不一定大小事都找首都的驻军来做，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看到典籍中记载的很多次秦晋冲突中，都有“狄人”在中间搅和。咸阳虽然距离晋中很远，但狄人就在晋中境内。秦军完全可能指使狄人去放火，不一定非自己去干。《左传》记载的这次事件中，秦军还就是趁狄人给晋国捣乱的机会
---“利吾有狄难”才“焚我箕郜”的。但不管是谁具体放的火，账是肯定要记在秦国的，因为它和狄人是一伙的。
因此，即便今天太谷祁县的“箕郜”不是《绝秦书》中的“箕郜”，这几条理由本身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至于祁县境内的另一个“郜”即“郜北村”，直线距离高城村不过十余里，也在昌源河边。但这个“郜北”既没有文献记载，也未发现有大型遗址，至少现在没有。因此这个“郜北”是怎么回事，须待另加考证。
【高城遗址·东周·春秋形势局部（网图）】
【高城遗址·东周·全景】
不管历史纠纷的最终结论如何，今天高城村的这个“郜”与东周时期被秦军焚毁的那个“郜”究竟是不是一回事？“高城遗址”的发现，是支持《康熙祁县志》的一个绝对重要的证据，这里是历史的现场，远比任何文献的说服力都大的多。从仅有的遗址面貌来看，高城遗址中大规模的夯土层，以及大型的建筑构件残片都说明，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聚落遗址，极有可能是一座上古城邑。
即便有一天考证出，此“郜”非彼“郜”，高城遗址至少证实了《康熙祁县志》的这一条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这里确实有城，而且是一座上古时期的古城。这对于研究祁县本地历史，及春秋战国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证意义和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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