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遣内侍王贵普陀山进香考

http://s3/middle/4de11504g846cae0e24e2&690        王贵出资抄写的金书《大般若经》——现存张掖博物馆（国宝）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周应宾编纂的《普陀山志》卷二之“命使”篇中有条“宋，王贵，内侍，乾德丁卯遣使齎香旙诣山”的记载，此后的普陀山各代山志基本予以沿用，当代相关著述中也多有引用。对于这条记录的真实性，笔者从普陀山的发展历史来分析，一直心存疑惑。对这条记载的疑点，如果不单从普陀山发展历史角度去分析，而是从宋太祖乾德丁卯这个进香时间和派遣的内侍王贵这个人物出发，去寻找相关的史料，可能会有眉目。

为此，我查阅了五代、宋元和明代史志，同时查找了当代的一些文物、文献资料终于找出了一些证据，以否定这条出现在明万历普陀山志和后代志书著述中的，关于“宋太祖乾德丁卯遣内侍王贵来山进香”的这条记录，同时对这条记载的某些事实成份进行考证。

一、放在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否定乾德丁卯遣内侍进香的记载

“宋太祖九六三年出兵荆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1]乾德为太祖赵匡胤年号，丁卯，即乾德五年，为宋建国第八年，即西元967年。当时宋并未统一，全国战事频繁，浙江时为吴越国控制，“九七四年，宋开始征伐江南，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说：‘今天没有我，明天岂能还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罢了。’钱俶连忙把李煜的信交给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钱俶亲自领兵五万，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后，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二月，钱俶带领妻子到东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2]杭州永明（今净慈寺）延寿禅师（904-975）作为吴越国王钱弘俶的国师，其生前建议：为安境保民，避免吴越国生灵涂炭，应顺应天命，纳土归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三月，“钱俶不得不把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地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3]

从历史记载看，宋太祖尊崇佛教，在连年征战的状况下，如果作为民间人士到普陀山进香是有可能的，但作为敌对方遣使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吴越国偏远小岛——普陀山（当时应称为梅岑山，且时并未完全形成观音名山道场）遣内侍进香，放在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分析是不太可能的。

二、从普陀山的发展历史分析

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给予佛教大力支持。有史料记载：普陀山在萧梁时已有寺院创设；唐大中元年（847年），有梵僧在潮音洞燔十指，亲见大士说法，授以七宝石；唐咸通年间（860~873）日本僧慧锷供观音像于山。从五代到北宋中期，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并未形成，直到北宋与日本、高丽北方航线受阻之后，以及南宋王朝偏安杭州，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大批北方高僧南迁，驻锡普陀，真歇清了禅师感化岛内山民渔夫迁往他处，并报政府同意，寺院易律为禅，普陀山观音道场逐渐奠定。加之南宋初期官员文人的大力推动，到南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年），朝廷赐宝陀观音寺修圆通殿钱万缗，御书“圆通宝殿”、“大士桥”额，赐宸翰并金襕衣、银钵、玛瑙珠、松鹿锦旙等，普陀山观音道场因皇家的推崇而声名显赫。

宋太祖派内侍王贵来普陀山进香，在宋元普陀山相关史料中并无记载，最早记载是明朝晚期（万历年间）周应宾编撰的《普陀山志》，但周志卷四《兴建沿革品》仍沿袭元朝末年盛熙明所编志书之记载，也无王贵进香的记录。遍考宋元方志，如：《乾道四明图经》、《宝庆昌国县志》、《开庆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志》和盛熙明《普陀洛迦山传》，以及其它笔记史料如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元代吴莱的笔记，以及元代刘赓撰的《昌国州宝陀寺记》都没有提到王贵进香一事。

在封建王朝，皇帝派人进香属于重大事件，多少均会在地方志书和相关史料中予以记述，浙东明州（包括今舟山）遗存了丰富的地方史籍，周《志》以前都没有提到“宋太祖遣内侍王贵进香”这一事件，在记述年份的740年之后，忽然出现了这么一条记载，实在令人生疑，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宋太祖遣内侍王贵进香这一事件，反而更符合普陀山观音名山道场发展的演进历史。

三、对内侍王贵进香事件和时间的分析

盛熙明《补怛洛迦山传》编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是普陀山最早的志书，浙东明州（包括今舟山）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最早和最多的地区之一，拥有宋元方志数量之多为全国之胜，宋太祖遣内待进香之事若确凿，则宁波及属县宋元历代方志疏漏记载的可能性不太，极有可能是明朝晚期万历年间周应宾编纂时的误记。误记的情况一般有二种：一是对年代误记，即内侍王贵确来普陀山进香，只是时间搞错了，二是事实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作为史家，其记述的事项要么有书籍资料，要么参考口传、摩崖石刻、碑刻等证据，总的来说有个出处，故胡编杜撰的可能性不太。

全国各地历代方志中，将地方发生的历史事件年代前推情况比较普遍。如果确定内侍王贵的确来山进过香，那么进香时间应推定为编纂《补怛洛迦山传》的至正二十一年（1361）之后，至最早记载王贵进香的周应宾编纂《普陀山志》的万历三十五年（1607）之间。由于元至正二十一年之后，元王朝覆灭之际和明朝初年的动荡时代，不太可能遣使进香，因此进香的时间，只能在明朝初期国家稳定时期。

四、对《明史》中记载的太监王贵相关史料进行分析

王贵代皇帝到普陀山进香，在《宋史》、《元史》和《明史》以及这三代相关史料中，目前并未能找出文字记录，但在《明史》确有一个内官太监王贵。据《明史》记载：“（正统二年，1437年）冬十月甲子，命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都督蒋贵、都督同知赵安为左右副总兵，兵部侍郎柴车，佥都御史曹翼、罗亨信参赞军务，讨阿台朵儿只伯。兵部尚书王骥、太监王贵监督之。”[4]根据近年来历史资料的深入公开，《明史》中提到的这个王贵，倒是非常符合作为皇帝特使来普陀山进香的身份和理由：

（一）明代皇帝比较宠信太监，在全国各地安插了不少的太监，让他们监督地方的文武官员。“到了英宗正统年间，宦官任监军的名义，正式出现。史载正统二年(1437)，甘肃驻军在讨伐阿台朵儿只伯时，即派出太监王贵监军。此后，每次军事行动，都派出宦官监军。”[5]正统二年，英宗皇帝遣王贵做镇守甘肃的钦差大臣，坐镇甘州（今甘肃张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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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在甘州期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山丹县城西凿山建成山丹大佛寺，大雄宝殿作重楼七层，内塑坐佛像高一十三丈；二是在弘仁寺（今张掖大佛寺，原名迦叶如来寺，始建于西晋年间，为西夏皇家寺院，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于此寺，现保存有目前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寺内中文物众多，保存完好。）内黄金古台旧址上建成金塔殿，殿内塑造三世铜佛像，并添地宫舍利宝物；三是召集书画名士，采用名贵的绀青纸和金泥，书造整部600卷《大般若经》。经以绫锦包装，绣有精美的龙纹图案，极其华贵，书法工整秀丽，卷首曼荼罗画金线细密，人物云集，场面宏大，充满了熠熠生辉的皇宫金粉之气，富丽堂皇，不仅是佛教法宝，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绘画艺术珍品（1996年，金泥写就的《大般若经》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宝”）。

（二）张掖大佛寺收藏的国宝——明正统金泥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序文明确记载：此御马监太监兼尚宝监太监[6]王贵，法名朵尔只省巴，封鲁安公[7]。王贵的皈依上师可能为西域僧道深，且其发心金泥写就的《大般若经》为藏传佛教最推崇的经典。位于现今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乡董四墓村西北的金山宝藏寺，为太监王贵为西域僧道深所建。据清朝吴长元所撰《宸垣识略》记载：“宝藏寺，明正统建，本朝重修。”[8]清朝的于敏中认为“寺系正统四年为西域僧道深建。”[9]《光绪顺天府志》则认为宝藏寺建于“宣德九年（1434），掌御马监王贵修为西域僧道深建。”[10]道深主持重修的苍雪庵,英宗皇帝赐名为“宝藏禅寺”。在《皇帝敕赐金山宝藏禅寺记》中有：“永乐十九年（1421），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郡侯杨昇携余进贡，来朝北京，蒙太宗文皇帝赏赍褒重，由是得从‘灌顶广善大国师’智光受灌顶戒学西天梵书字义。……今皇帝圣旨赐作宝藏禅寺。”[11]可见王贵乃三宝弟子，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如此密切。

（三）王贵发起泥金书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发生在正统二年，与正统丁卯（十二年，1447年）相差十年，应属同一时代。从金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序中看出，明正统七年初王贵已不在人世，周应宾所记的这条记录可能参考的口传年代失实，或摩崖石刻、碑刻等模糊不清，因此时间上推测为宣德年间。至于王贵来普陀山进香一事，可能出于当时国家海禁政策，故皇帝实录记载较略或未载，后朝史家编《明史》也未予记载。

五、王贵进香的灵异传说故事的佐证作用

历代内侍中，重名“王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我们看周志卷二《灵异》篇载有三则故事：一是“初宋倭奴入贡船泊补陀洋，见观音灵异，欲载之国，临行，风浪大作，满洋开铁莲花，船不能行，倭惧而退之，故名莲花洋。”二是“至中官王贵等奉旨齎捧华幡宝香诣山，窃自意汪洋巨浸中大士安在，皆人自敬信耳，未必有神也。方解维，满海复生铁莲花，风涛汹涌，舟不能前，从人望山号呼，叩头流血，风浪始平，辄有白牛隔山浮至，尽食其花，舟遂可移，已而牛返水际，化一白石如牛，至今存焉，故莲花洋亦名石牛港。”三是“后元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定江南，部帅哈喇歹来谒，洞下窅无所见，乃张弓引矢射洞而回，及登海舟，满洋复生莲花，遂惊异悔谢，徐见白衣大士并童子像。”对于周志卷中所载“莲花洋”、“石牛港”名称来历的传说故事，其记述年代可能有误，但有其事实有据。前两个故事年代应为明朝，一为明朝初年的朝贡贸易，而不是宋初的日本进贡，这可从宋初日本对宋官方海路史料，以及明初朝贡贸易相关史料中得出结论；第二个故事应为明朝中晚期之事，也就是本篇文章所讨论的王贵进香故事，时普陀山已是观音名山道场，但因海禁荒废，皇帝遣使有特权而入普陀山进香；第三个发生在元朝的故事是符合历史背景的。

笔者先对这条记载的历史年代进行否定，采用中国历史大背景和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发展演进两方面来分析其记述年代的不可靠性，再对记载事项进行肯定，并作出考证，提出在明宣德年间（普陀山海禁时期），王贵来山进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林斌于二00八年五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