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颁奖杂谈之四

从纵向比较的角度谈青蒿素获奖

        有人看了我的前几篇文章以后，可能觉得我似乎对青蒿素有成见。不是的。我觉得，我与不少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说的事情也不完全一样。从平面来看，现在恶性疟原虫耐氯喹株在热带国家问题严重，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重症病人可以救命，当然非常重要，理应得奖。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屠呦呦是青蒿素的发现者，应当授奖给她个人。但也未见得必定只有一个人得奖，例如大家熟悉的青霉素，发现者是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一人，后来弗洛里和钱恩在上十年后证明了他的发现，并且进行提纯和临床试验成功。结果是三人共同获奖。一个项目共同得奖的不少，不过每年不超过三人。今年是阿维霉素在前，是二人分享的，否则屠呦呦与完成化学结构的化学家或/和其他做出重要贡献的研究者分享也是正常的。除和平奖以外，诺奖从来没有授予集体的。屠呦呦获奖开始有一番个人还是集体的议论，那是由于我国那种科研体制造成的混乱。

我在维基百科上了解了百年多来大部分的生理学医学奖的颁奖项目，从医学发展 的角度加以比较，除了有些现代生物学的内容，我不能完全了解其意义以外，关于医学的部分都是不难理解的。这一百多年来，药物得奖的屈指可数，除了磺胺、青霉素和链霉素以外，就是今年的两个治疗寄生虫药物了。从这样的背景上看，我的疑问就产生了：这么多年当中重要的药物发明很多，与青蒿素相似的就更多了，哪些发现为什么没有得奖呢？

有人说青蒿素使多少万人免于死亡，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与原有的抗疟药不同，有希望开发更多的药物。我从来没有否认青蒿素治愈了多少病人，不管它的人数是怎么估计的。但是，我脑子里立即冒出来其他一些药物和疫苗，它们应用范围之广、拯救的生命和痛苦之众，是青蒿素无法比拟的，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在生前为什么没有获奖呢？而一个原本以恶性疟原虫尚不耐药为最大优点的抗疟药已经出现了耐药问题，而且不能单独应用，必须与其他药物联用才行的一种药物，却得了大奖，怎么不会令人产生疑问呢？这是知识和逻辑的问题，不是钻牛角尖。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血吸虫病不仅曾经对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经济社会产生过严重危害，国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防治机构和系统，付出了很大的财政代价，而且与疟疾一样，也是世界性的重大健康问题。早年我做过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两三年，那时采用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20天疗法。这个药的刺激性以及对心、肝、肾的毒性都很大，药液混合在高渗葡萄糖液里静脉推注，针头上沾一点或漏很少一点点到皮下，就会产生疼痛、红肿甚至溃烂，所以我们练就了一手打静脉针的技术。病人外表大都是健康的，但注射后要安静卧床休息半天，稍有反应就要停药，结束治疗三五天或一周后才能出院，所以病人住院至少一个月；少数病人在治疗期间或结束后可因心肌毒性猝死。那时我是医士学校毕业，年少无知，害怕出事，经常空想：要是有一种毒性不大，能口服的药就好了。国内为了寻找治疗血吸虫病新药也曾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523项目相比估计也少不了哪里去。还有研究者为了从中药中寻找有效的治疗药物，造成了不少患者眼瞎人亡的事件。[注1] 70年代德国拜耳药厂发明的吡喹酮，远远超出了我的梦想，解决了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大批危害严重的寄生虫病的防治问题。它是一个广谱杀虫药，不仅对亚非拉流行的三种血吸虫——日本、埃及和曼氏血吸虫都有杀灭作用，而且对其他各种吸虫的人畜感染，如华支睾吸虫（肝吸虫）、肺吸虫、姜片虫（肠道吸虫）以及绦虫感染和囊虫病也都有效。而且口服简便，毒副作用很小，以至专家提倡，在一定感染率的流行地区，不用检查是否感染，居民一律服吡喹酮来消灭血吸虫病。如果说抗寄生虫病药物得奖的话，吡喹酮为什么没有得奖？我倒有一个猜测，可能是药厂主持的新药开发较难得奖，药厂主要为了利润，也不在乎这事。

再拿抗疟药来说，氯喹是脱胎于奎宁的化学结构合成的抗疟药，从喹啉化学结构已经开发出的系列产品，我能数得上来的就有用于治疗的（部分兼有预防作用）氯喹、阿莫地喹、哌喹和甲氟喹，以及用于预防复发的伯氨喹，而且还在继续开发。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不同，其开发前景则还有待实现。如果说挽救病人数量的话，氯喹所挽救的病人是青蒿素无法比拟的。因为当今疟疾的流行范围和严重程度与过去氯喹当家时（实际仍在当家）无法相比。举一个形象的说法：还是在医学生时代，华山医院一位年轻的主治医生给我们讲传染病学的疟疾课，他讲的一个小故事我还记得。他说，50年代初一个医疗队到云南思茅县，那里断垣残壁，看不到人，却遇到一只大老虎。这故事说明当年思茅由于疟疾流行严重，导致人烟稀少。今非昔比，现在那里已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华南虎也已经灭绝了。

诺奖是人评选出来的，人性的弱点也会产生影响。从维基百科上看，外国的评论书文实际上很多，只是我们孤陋寡闻。前两天我从书橱里翻出一本老书《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里面夹了一张从1995年9月8日《参考消息》剪下的1/4版旧报纸，题目是：“瑞典《每日新闻》披露1986年诺贝尔医学奖幕后交易”。[注2]我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但说明人们是关注这个问题的。有人在评论1926年的诺奖授予了丹麦医生约翰尼斯·菲比格声称的一种致癌螺旋体的发现，而没有授予人类首次用化学物（煤焦油）人工诱导致癌实验成功的山极胜三郎等日本人时说：“这可能由于诺奖的提名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相识、地理和边缘化的影响，就是说由于（日本）与其他中心的距离造成了日本人的边缘化。”[注3]这就是说存在人情。不要把诺奖看成神圣，它既有重大的疏漏，也曾有一些不该的失手。它只是评奖，不是书写历史。而且生理学医学评奖的弹性要比物理学奖化学奖大得多，有争议，甚至要求将奖收回的都有，以后再谈。

这个问题我不想说服别人，我恐怕也难受别人的影响，更无需看法一律。

[注1]祖述宪：中西医结合的一桩惨痛事件。2009。

[注2]1995年9月4日，瑞典《每日新闻》的详细报道，揭露了一桩诺贝尔奖的幕后交易。1986年生理学医学奖授予了美国斯坦利·科恩和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因为他们发现了神经生长因子和上皮生长因子。列维-蒙塔尔奇尼是意大利人，她所属的意大利菲迪亚(Fidia)医药公司为了使生长因子获奖，在80年代初就有意花费了数千万瑞典克朗，开展对瑞典有关科学家的拉拢活动。但是，诺奖生理学医学奖委员会主席坚决否认。他说：这种指责毫无根据。当然，菲迪亚公司当时支持神经医药研究，也包括对瑞典的研究人员，但这不能与诺奖牵扯在一起。（根据1995年9月8日《参考消息》）这些瓜葛与两位获奖的科学家无关，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是一位伟大的犹太裔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她潜心科学，终生未嫁，享年103岁。

[注3] 我在读书时至少有四门课程提到这个用煤焦油诱导致癌的动物实验。引用的这句话的原文是：Johannes Fibiger of Denmark, who discovered how to use parasites to cause cancer in rats two years before Yamagiwa’s achievement, received the prize, probably because nominations were oft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acquaintanceship, geography,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that distance from other centers imposed on the Japa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