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科词赋三经宏博本朝廷对取士，用赋而不示其所自出（原注：省试命题亦然）。真宗以“卮言日出”试士于廷，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谓“卮，润也”。是岁以何为状头。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庭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宇），定数如此。叶因乡人黄裳劝神宗讲，知上意深喜《孟子），尝以语叶，故叶对策始终援《孟子》以为说。先是，荆国王安石尝赋诗《试闱中》云：“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抡才将相中。”盖已嫉词赋之弊。后因苏子由策专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安石遂有罢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语近臣曰：“进士试策，文理有过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宁党，遂力主罢制科议。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增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自南渡以后始复词赋，孝宗始复制策，而词学亦不废。

　　词学洪氏遵试《克敌弓铭》，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砚水密谓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轻重、长短，无不语洪。有司以为神。洪独不记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宁皇试宏博之士于类试所，时徐凤少监与今宗簿刘澹然俱试。徐访知主司有欲出《唐历八变序》者，合用一行禅师《山河两界历》以为据。时鲍明法华字浣之为廷评，明于历学，且朝廷方用以修历。鲍为刘里人，徐谓刘曰：“君盍访鲍借《两界历》？吾二人共之。”刘唯唯。翌日访鲍，得《两界历》，具知其详，不复与徐共。及试已迫，徐自访鲍借历。鲍语徐曰：“只有一草本，从周（原注：刘字）持去数日矣。”及试之日，果出《历序》，刘甚得意，自以为即神臂弓比。徐于叙末但略云：“亦有一行《两界历》，以非正史所载，故不书。”时秘书陈璧阅卷。陈素不习词学，阅刘卷方以独用《山河历》事为疑，又阅徐卷谓非正史所载，批刘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气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两界》事，似失之赘。”是岁刘、徐俱黜。其后徐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证。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余尝访真文忠公，席间偶叩以今岁词学有几人。文忠答以“试者二十人，皆曾来相访。昨某闲教人誊得贡院草卷本出来，内一卷佳甚，且自纯莹。此人如何不来见某？且如《谢赐金水滴砚尺》，破题便用品字，如此之类，某在试闱考校必是圈出。盖不特此，自是六篇纯莹，天下固有人才”。予谓文忠曰：“莫是徐子仪（原注：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仪未到这般纯莹处。”揭示，则徐卷也。徐试《三家星经序》，备记甘公、巫咸、石申夫岁星顺逆与今红黄黑所圈，主司惊异，已置异等，而末篇赘用《周礼》巫（原注：音筮）咸为证，遂申都台付国子监看详。徐、真本共习此科，且同砚席，文忠已中异等，为玉堂寓直，徐三试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犹为亲奉祠，反为冷官。真出漕江东，徐始得掌故。徐后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监，迟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称于乡。惜乎不及文忠之荣亲云。

　　武林山余尝考《晋书地理志》，钱唐有武林山。《旧图经》云：“在县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回一十二里，又名曰灵隐。”钱唐令刘道真《钱唐记》、太子文学陆羽《灵隐记》、夏竦《灵隐寺舍田记》、翰林院学士胡宿《武林寺记》，皆云武林山即灵隐山。《旧图经》云：“武林山在钱塘县旧治之北半里，今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高士堂后土阜是也。”《新图经》云：“或云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后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无所考据。”余尝窃笑《旧图经》既云“有武林山，又名灵隐”矣，又云“钱塘门里有虎林山”；则是武林自为一山，虎林又为一山；城里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为《图经》者，未尝知武林避唐讳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则正合攻愧“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应今城中太一宫有泉通四湖也。《旧图经》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讳，未免疑武林、虎林为二山矣。详见于下卷（原注：其事无关于世，固似不必辨。盖太一为圣驾款谒之所，以此资备顾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