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忙于追逐可见的事物，眼睛看不见的人，只能用手“阅读”、用耳朵“眺望”——调用身体的其他部分来替代眼睛的功能，以有限的信息构建庞大的世界模型。

我们以为“看不见”是一种缺陷，殊不知我们的眼睛总是被过剩的信息、习得的经验和所处的文化环境遮蔽，而“看不见的世界”可能远比看得见世界更立体、更不受限制。

下文摘选自《看见看不见的世界》。

01 “大冈山果然是‘山’呢”

看不见的人所“见”的空间，和看得见的人用眼睛捕捉到的空间，二者有何区别呢？在与视力障碍者相处的岁月中，我弄明白了这个问题。

一天，我准备在我的工作地点对木下进行采访。

我和木下在约好的大冈山站的出口碰了面，穿过十字路口进了校门，朝着研究室所在的西九号馆走去。到了一个长约十五米的平缓下坡时，木下说：“大冈山果然是‘山’呢，我们正沿着它的斜面往下走吧？”

木下的话令我非常震惊：他说的“山的斜面”。对我来说不过是一段“坡道”。

在我的认知中，那段路不过是从“起点”大冈山站到“目的地”西九号馆途中的一小部分，拐个弯就会忘在脑后。而木下更像是在俯瞰整个空间。

对看得见的人来说，要在脑海中形成那样立体的俯瞰图非常困难。沿途各种视觉信息，夺走了看得见的人们的注意力。没空去想自己正走在何种地形的哪个位置。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们是“行人”，确定“通行路线”后，就像上了传送带，在具有方向性的“路”上被运输着。而木下脑海更为开放，就像滑雪运动员，自由地在宽阔的平面上画下线条。

即使身处同一物理层面，人们赋予该位置的意义不同，体验也截然不同。

人在物理空间行走，也在脑海中的图像上行走。我和木下肩并肩，却行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看不见的人不受“路”的限制。道路，为人们指明前进方向。

看不见的人能够通过回声、盲杖的触感、甚至脚底的感觉，把握道路的宽窄和方向。

眼睛可以瞬间从近至远看遍路的全貌。盲人的范围是有限的、完全不同的。它不受路的限制，看不见的人需要加倍小心，但他们有更宏观的视野。

02 大脑里有富余的空间？

全盲的木下获取的信息比我少得多。正因为少，他在理解这些信息时，才能够在脑海中构建眼睛看得见的人无法看见的空间。

木下说：“可能我的大脑里还有富余的空间吧。看得见的人，大脑会被超市呀、路上的行人等等塞满。而我们的大脑里，很多地方空着。我想利用这个空间，尝试将信息和信息联系起来，就形成了那种俯瞰的视角。刚才，我所知的信息只有脚底感受到的‘沿着斜面向下’，我就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看不见的人才有更多思考的需求，思考的空间跟眼睛里的空间是不同的。如果正常人也像我们一样去思考，肯定累死了。”

这是“由少量信息产生特殊意义”的实例。城市里的眼花缭乱，都是为了被看见而设计出来的。实际上和我们个人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意义”，纯粹是一种信息泛滥，是卷走一切视觉注意力的信息洪流。

确实，在看得见的人的脑海中，几乎没有木下所说的“富余的空间”。

看不见的人则与这种信息洪流无缘。当然，城市里也充斥着各种声音和气味，但木下仍然觉得“大脑里还有富余的空间”。看不见的人不受“路”的限制，这个“路”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道路，而是告诉人们“往这里来”、给人指明前进方向的“路”。

03 是我在利用信息， 还是信息在利用我？

人并不总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经常不知不觉中受环境的影响而行动。

以“靠墙休息”这一行为为例，不是想休息才去寻找一面墙，而是看到了墙就靠上去。看到了按钮，将想去按一下。

人的很多行为是环境设计出来的。

走进京都的桂离宫，你会发现，它甚至连人们该看哪儿都设计好了，处处是引导人们行为的“道路”。

在城市里，无数条道路纵横延展，大部分都刺激着人的欲望。看到路边可乐的招牌，就想喝可乐；看到“今日七折”的标识，便不自觉地走进超市。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本就有这些欲望。视觉刺激唤醒了欲望。回过神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带着欲望的人”。生活在城市里就像提线木偶，很容易就会在这个装置的操控下起舞。

这种事经常发生，每天都经历着轻度失忆，已经分不清：是我们在利用信息，还是信息在利用我们。

04 “看不见的世界，意味着极少量的信息”

把城市看作一个巨大的行为设计装置，便可发现“看得见的人”和“看不见的人”之间的行为差异。

后天失明的难波创太对我说，是失明，让他得以从道路、从城市空间的行为设计中解脱。

看不见的世界意味着极少量的信息。走进便利店，目光会被各种美食吸引，优惠活动的信息也会不断闯入大脑。看不见的话，就会目的明确，行动简单。”

便利店是一个针对顾客购买行为精心设计的空间。失明后，难波不再被这些闯入眼帘的东西迷惑。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购物方式：

事先决定好要买什么东西，然后直奔主题。比起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人能更从容、更宏观地看待事物。

05 不受摆布的安心感

难波说，刚失明那会儿，曾为信息之少感到不知所措。绞尽脑汁地想怎么样才能获取信息……两三年后，才意识到很多信息不要也罢。现有信息量便足够我活下去了。没必要获取超出自己能力极限、意识范围的东西。刚失明那会儿，拿着手机才能让我有安全感。视觉的切断让我产生了一种对信息的饥饿感，但最终也平静下来了。

难波的这番话，在我听来就像是他的“顿悟”。在认识到“不强求意识无法触及的信息”之前的那两三年，对他来说，是理解并接受自己失去视觉能力的新身体所带来的“意义”的时期。

看不见的条件下，脑海中构建出的便利店空间，是一个仅标记出入口、经常买的商品和收银台位置的空间图式。他们体会到了不受信息摆布的安心。

06 正因没有视野，视野才更加广阔

有时候，比起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人能从更高的角度俯瞰空间。

看得见的人能“一眼望尽”，能把握住很大的空间。这反过来也会让他们被“路”所限制。

看不见的人，能够超越目光所及的范围，把握住更开阔的空间。没有视野的视野才更加广阔。

将“双脚感受到的倾斜”和“地名”这样有限的信息联系起来，便能在脑中形成一个俯瞰视角下的大冈山。这是根据推测而非视觉信息得出的判断。

推测得来的，不存在超市、麦当劳和医院。在碗状的土地上，只分布着车站、红绿灯、建筑物等几个地标，是一个几何的、抽象的、图式化的空间。

如果说视觉是在描摹物体，那么通过推测得到的，更像是物体的布局、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获取的信息少了，但看不见的人是在理解空间。

可以通过“看不见的人”家里的装修，来理解他们把握空间的这种方法。

人们以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以几何的、抽象的方式理解空间，便会以几何的、抽象的方式创造空间。

看不见的人的家里，就倾向于几何、抽象。灯光、色彩意义不大。家里呈现出一种熵很小的状态，一种混乱程度很低的状态。没有多余的物品，东西也不会乱放，房间干净整洁、井井有条。

东西用完后，要将它们放回原处。他们的脑海里有物品的排列记忆，每件物品摆放的位置固定不变。倒是正常人经常找不到自己的东西。

如果某件物品不在它该在的位置，就必须得寻找。很可能只是找不到遥控器，他们就需要请朋友来家里帮忙找。

看不见的人认为和家人一起生活才是问题的根源，独居反而更好。因为他们感知空间的方式完全不同，所处的空间也随之不同。

最近出现了“能说话的电器”，看不见的人可以通过声音确认位置。

为了过得轻松舒适，尽量让“脑海中的想象”和“实际的物理空间”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比起让“想象”去配合“实际”，更为高效的做法是用便于自己理解的方式来布置空间。减少物品数量，采用极简的布局。这是是根据“脑海中的想象”来改造“实际的物理空间”。

看不见的人无法记笔记，因此他们需要记忆很多东西。家里所有物品的布局自不必说，去车站的路上都有什么、公司的工位上都摆了什么，这些都必须熟记于心。见面的时间、地点，这种程度的信息尚可通过盲文、录音或键盘输入来备忘，但空间布局本身是无法用笔记记下来的。看得见的人只需看两眼的工夫，看不见的人则要用记忆力去弥补。

难波说：失明之后，有一种“不可能抱起的行李，我却必须全部抱着前行”的感觉。既然不能通过笔记这种形式将信息“外包”出去，那就必须掌握将信息高效存储进大脑中的方法。

07 盲人的时尚

这个话题好像偏离了空间的主题，但盲人在时尚方面，也体现出几何的、抽象的倾向。

看不见的人也比看得见的人更追求整齐。全盲的人，要么衣冠不整，要么没办法做到衣冠不整。有意识地“乱穿”反而更难。

在看不见的人当中，也有个例，他们会根据看得见的人的反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衣服。

“看不见”这一身体特征，不仅是知觉上的特征，它还会影响人对空间的理解、对家居的布置，甚至会影响人的时尚穿搭，性格和气质。

08 视觉能力影响思考方式

“看不见”孕育出独特的信息处理方式，进而影响其思考方式。

思考方式，即“利用大脑的方式”。视力障碍的不同等级之间，用脑方式也有差异。

美国神经生物学家苏珊·巴里患有斜视，48岁时，通过特殊训练，才拥有了立体视觉能力。

这之前，她的大脑只“信任”看得清楚的那只眼睛捕捉到的信息，另一只眼睛则被“无视”了。作为替代，她更细致地利用自己的大脑，强行制造出视觉“偏差”，在48岁时第一次拥有了立体视觉能力。

物体的立体感、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在她眼里变得清晰明了。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时，她再也不会感到不知所措了。因为她现在可以瞬间把握房间内部的整体情况。

她终于理解了什么是“空间”。那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令人陶醉的”感觉。

巴里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就像进入陌生的房间能够迅速把握空间的整体一样，阅读论文时，她也能一口气把握论文的整体。在此之前，她处理信息的方式是“由部分累积成整体”。恢复立体视觉能力后，她形成了“先把握整体，再根据与整体的关系探讨细节”的思考方式。

这是一个视觉能力影响思考方式的有趣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