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喂养AI的“妈妈工人”，正在被抛弃

2024年04月25日  文丨徐爽

“妈妈工人”，她们的工作是在电脑前训练AI。

这些女性被视作乡村女性实现“白领工作”的化身--大山里走出的人工智能培训师。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吴桐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副教授夏冰青，在标注行业刚开始兴盛的2019年开启调查。她们走访各地标注车间，试图了解这一新兴产业背后的劳动问题。

起初，这份看似体面、灵活、门槛低的工作，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当地政府用它召唤在外打工的女性“大雁归巢”。但随之而来的竞争与陷阱，却把这些女性推向更大的困境。

至今，也没有关于妈妈工人的具体统计。她们是未被准确书写的一群人。

妈妈工人不善言辞，她们鲜少表达自己的苦痛，她们教会AI，却淘汰自己。成为家庭决策中的牺牲角色，宣传政绩的“巾帼榜样”。

“白领工作”

在标注基地见到李燕时，她正坐在一把劣质的人体工学椅上，脖子前倾，眼睛凑在屏幕前飞快地来回瞟动，手不带停地点拖鼠标。

她眼前是一组汽车道路行驶图。但雷达扫描出的3D图像，是一团看不清轮廓的点状物。李燕需要对照2D图片，准确辨识出3D图片中汽车附近的障碍物，并在面板上一一标注出来。

标注是为了给AI算法提供准确的训练样本，俗话叫“给电脑喂数据”。AI通过学习这些数据中的模式和规律，获得智能视觉和语义理解能力。

这是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最基础、最需密集劳动力的环节。每一个AI的成长，都离不开它。

基地有二十多位像李燕这样的女工，年龄28至35岁，多是低学历的单亲妈妈或家庭主妇。

标注基地位于一所扶贫社区。这里有窗，能见阳光，配备了电脑和空调，一切都是白领办公室的氛围。

基地运行一段时间后，一批表现优秀的妈妈工人被邀请到C厂总部学习，她们和程序员在一起上班，参观车辆如何自动驾驶。

妈妈们整天听着“要做人工智能的老师”，“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努力把自己跟大厂连接起来。

这份工作的确很费眼睛。做这份工作后，眼睛出现问题的人很多。即使没近视，也都买了防蓝光眼镜佩戴。

当地居民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相比之下，这份月工资能达到四五千元的标注工作，算是相当不错。

妈妈们很勤奋，几个月内，有人的月产值从1400条涨到好几万条。

成为基地的“尖子生”，产值排在最前列。产值高的妈妈工人月收入甚至达到上万元。

竞争中，成为“差生”

2020年，C厂在全国陆续开设了多个标注基地，各地的基地开始“抢单子”。

为了提高订单的效率，“妈妈工人”的比例要降到25%以下。从此就陆续有妈妈工人被劝退。

招聘要求变为“18至28岁，高中以上学历。另一个策略是加大竞争。

将剩下的妈妈工人聚拢在一个组里，也就是他口中的“差生组”。避免让这个小组承接难度较高的任务，减轻妈妈工人对于整体业务能力的影响。

和“差生组”不同，另一个“万元户组”的工人都是年轻、业务能力强、愿意加班的女工。基地会竭尽全力留住这个小组的女工。

分组之后，一些费时费力还没钱拿的差事都分流到了妈妈组。理由是，妈妈本身做不了更难的。

大厂擅长数字量化，C厂制定了一套复杂的计分系统，干什么都得换算一下。

妈妈工们对于自己一个小时的产值，会画正字，做了多少条就画几笔。可每次一结钱，画的“正”字跟她们得到的钱是不相符的。

妈妈们还在试图弄清楚自己到底做一条赚多少钱，她们会觉得，这是自己的能力问题。

监控与反抗

妈妈工人是最老实、安静、认真工作的标注工群体。

她们一坐就是一整天，工作的同时能兼顾孩子。招聘方的宣传就是“家门口就业”。但这项默契也被逐步打破。

这里是熟人社会，管理起来不容易。管理方式很快就变成线上控制，摄像头车间的一切。

监控的逻辑在于，被监视者无法确知何时有人在监视台，以为监视者一直站在那里。这能起到时刻监督的作用，实现权力的驯服。

看似白领氛围的标注基地，实质上仍是按照监控逻辑的工厂来建设，摄像头制造的恐惧是后知后觉的、持久的震慑。

新的平台经济下，每个工人都抽象成一个IP。妈妈平时会利用这一点，去做一些微小的反抗。

比如，有妈妈在上班期间溜出去接孩子放学，会请另一位同伴顶着她的IP接着干，以免被系统发现。妈妈们的住所离标注基地很近，导致上班打卡程序在定位上容易误判。她们就利用这一程序漏洞，提前在家线上打卡。但只要管理者调整了程序的距离敏感度，妈妈们的小伎俩纷纷落空。

算法背后还有一套“人的逻辑”，使得弱者反抗的空间变得更小了。如果说算法控制代表着技术抽象、冷漠、“计算”的一面，更复杂。

大厂、基地管理者、妈妈工人的三角关系，常出现两两结盟，钻算法的“空子”的情况。

C厂放出“很香”的数据任务时，基地便放松监管，号召大家来抢新的数据包，以避免被别的厂占先。

这种偶尔、小规模的结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工人的反抗情绪，反而阻止了大规模的集体反抗。

归来，梦碎

贵州本地人把南下广东叫“杀广”：单身一人，“杀”到城市，赚钱养家。“杀广”代表着有勇气、愿意不顾一切地去尝试新事物，是很有魄力的。

90年代后期，制造业兴盛，她们去制衣厂谋生；2010年左右，大量的服务业冒出来，她们又去餐馆当服务员，或站柜台卖珠宝……她们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政策，变换自己的身份。

2015年，政策转向消除城乡差距，推动乡村发展，于是打工妹们又回流到老家。

当年驱动年轻打工妹外出的，是她们对自由的向往——能短暂逃离婚姻和乡村现实。为此，有人几次三番偷跑出去。而这一次，打工妹们之所以愿意回来，是女性母职的内疚心，自己有义务担负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责任。长期在外打工，导致孩子和老人无人看管。

除了思想动员，还有激励政策：异地搬迁房【每家需要回来一个人，才能分到一个安置房的名额】。

为了稳住这些女性，社区还承诺帮她们找工作，每个月发250至400元补贴，以保证劳动力不会重新外流。

妈妈工人带着希望回来，期待标注干个一两年后，做点小生意。

原来基地产量最高的女性，月收入过万。分组后每月只能拿到1400元。工资下降后，她们在家变得越来越卑微。

打工妹时期的女工，是拿金钱换地位，资助弟弟上学。确实能获得话语权上升。

标注挣钱多时在家里能挺直腰杆。工资缩水，底气又没了。

妈妈们被这个社区套牢了。她们深陷母子、夫妻、婆媳关系中，不得不承担起家庭分工的责任。

但她们至今还留在这里，不做标注了也是在附近找份别的工作，并没有像当年打工妹时期，随时可以离开这个家。

以前在沿海打工的生活很丰富，没有小孩和老人的周末，能和小姐妹出去唱歌、逛街、买衣服。

回到贵州安置社区后，生活变单调很多，轨迹也几乎是两点一线——家和家门口的标注基地。

作为母亲，不管境况多差，她们都不会说“后悔回到小孩身边”这种话。

一颗好用的棋子

目前最基础的数据标注工作已严重饱和，很多都被自动化替代。未来五年，大模型时代的标注人才缺口或达百万。这些大模型的标注项目，对人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当然，妈妈们并不是真的能力不足，只是这部分被默认轮不到她们来做。

妈妈工人被摒弃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的顺服、乖巧，反抗性比男性工人弱得多。对于资方来说，抛弃她们更容易。

为什么不干脆把妈妈工全裁了，而是把她们变成一个小组，还留了一些在这儿？

说到底，妈妈们是一颗好用的棋子。

AI标注+扶贫”的模式下，诞生了很多标注产业里的“妇女典型”，妈妈工人的形象被放大。“贫困女性车间”能吸引妇女基金会和政策补助。

纯商业目的建立的标注基地，妈妈工人绝不是用工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