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可以将普通话的格式破局” | 对话王安忆

2023年07月24日

王安忆对待写作、对待文学，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在这个娱乐与消费的时代，显得特别、显得珍贵，甚至让人敬畏。行超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采访了王安忆。恰如这部作品一般，王安忆删繁就简，却字字珠玑。

行　超：《考工记》被认为是《长恨歌》的姐妹篇。两部作品相隔20余年，于你个人而言，这中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王安忆：评论还是交给评论者，自己只能说写作时的处境。《长恨歌》距《考工记》整整24年，叙事和语言都有很大变化。倘若换一换的话，当年不会写《考工记》，现在也不会写《长恨歌》。这就叫机缘吧！写《长恨歌》时，文字追求旖丽繁复，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对汉语言的认识在加深。我想，这大约是两者的最大不同吧！

行　超：您有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而《考工记》又回到了写实的、以人物带故事的叙事方式。

王安忆：“具象”和“抽象”交替上演，《流水三十章》之后写了《米尼》；《纪实与虚构》之后写了《长恨歌》。具象的小说我也会写，比如《长恨歌》。《匿名》，我尝试叙事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阅读性，不怕写得难看，有些小说不是为大众读的……

行　超：您在《长恨歌》《匿名》《天香》等作品中反复提到“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从细微之处着手进入，牵扯出庞然大物般的思想或情感表达。这是不是代表了您的一种文学观？

王安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是对事物的看法，至于叙事，毕竟是有预期和设计的。入径的方式各有不同，《长恨歌》是大处着手，从全景推到细部；《天香》是从背景到前景；《匿名》是断裂处起头；《考工记》是沿着人物一路写去，比较老实规矩，沉着大方。

行　超：您好像对方言很有热情？方言的存在除了语言层面的意义，还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王安忆：我从来不用沪语写作，一方面是服从书面语的规定，另一方面是我对沪语的评价不高。方言是个博大精深的词库，可惜我们不得不接受书面语的现实。方言可以将普通话的格式破局，打开一个新天地。语言既来自看世界的方式，又反过来创造看世界的方式，方言如何与现代汉语变通，是费思量的事情。

行　超：除了对世俗生活的细致摹写，您的小说更追求精神性与思想性的表达，就是“世俗人生中的庄严”。

王安忆：“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从根源上说，“海派”相对于“京派”，是以批评的方式提出。“新感觉派”则是一个极狭义的概念，到今天，则变成时尚。我都不属于其中。

行　超：中国当代女作家中，像您这样对理论、逻辑和思想性有明确追求的，其实为数很少。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安忆：不能以性别论。是个体特质。有许多女性辨析都很严谨，风格也锐利。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受众更倾向具象的生动。但也有意料之外的情形，大约和读者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关，说明小说的读者在更新换代。

行　超：您曾提出小说的“四不”原则：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今天，有什么新的想法？

王安忆：我兴趣更在传统，即小说的起源，动因是小说安身立命所在。“四不原则”是方法，至今不变。新东西的产生需要几代人的实践，不是那么快就下一个蛋。

行　超：可否请您谈谈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整体看法？

王安忆：我喜欢读书，所以才会写小说，我读书不求有用，纯出于兴趣和习惯。有两种现实，一是正在其中度过的现实，另一个是虚拟的文字的世界。中国当代文学，我觉得九十年代直至2000年是黄金期。世界文学已经走在下坡路，中国文学，主要是小说，生机勃勃，但2000年以后有了变化。大家习惯归罪于“市场”。“市场”本是好东西，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的成熟的市场。

本文节选自 《爱与尊严的时刻：当代作家访谈录》

作者：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