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赋：从《孔子：即凡而圣》看美国学人的以古谕今

2023-06-24

赫伯特·芬格莱特，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哲学教授，生于1921年。他1972年出版的一本讨论孔子的著作《孔子：即凡而圣》，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非凡回响。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称它“更新了我们所有的对孔子的想法，开启了如何重新认识这位圣人和向他学习的视角”。

芬格莱特在该书序言中说，他开始阅读孔子时，觉得他是一个言语乏味、思想狭隘的说教者。《论语》似乎只是一本老套并且与时代脱节的语录。但以更大的力度来了解以后，他才发觉孔子是一位有深邃识见，以及在人之何以为人的恢宏想象上，足以和他所认识的其他智者哲人媲美的人物。

“礼”才是《论语》哲理重心

在美国学界孔子研究领域中颇负盛名的罗思文教授对芬格莱特教授的诠释，很能帮助我们洞悉本书对西方人何以如此富含启发。

在《论语》中，学者多认为，孔子给予“仁”更高的关注，但芬格莱特教授认为“礼”才是《论语》哲理的重心。“仁”只有在参照于“礼”的时候，其义方显。对孔子而言，“礼”并非徒具形式的繁文缛节，它蕴含深刻的内涵，是使个人的道德、社会的文明和群体的意识，得以完满体现及达成的凭藉。

芬格莱特认为，对孔子而言，让社会得到有效规范的这一工作太过重要了，不能把它仅仅交由政府来做。最好的方法，是让传统（即“礼”）成为把人民团结凝聚起来的力量。就是要把政府的角色作极度的收窄，将其职责囿限于在那些无法为家庭、宗族、社群所处理的事务上。即使是在地方上，当地的事务也应该少一点受法律和官员的干涉，而更多地受习俗和传统的制约。

如果将这一思维贯串整部《论语》来看，那本书可说布满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因为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都相信，其实人们在不受到命令与胁迫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地彼此相处；或者有意识地决定他们必须这样做（即如“社会契约说”所言）。

芬格莱特的卓识让我们看到，孔子对传统所持有的这种看法，可能足以剔除人们对他的一个普遍批评——他是一个反动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维护者。因为孔子其实重视古代的传统，反对正规的政治体制。

芬格莱特通过孔子思想，让人领悟到传统还是有现世意义的。这对当前的西方而言，形如当头棒喝。因为审视当下，不管人们的政治认同如何有别，一个日渐明显的情况是，人们已经对铲除过去来为未来铺路，付出了高昂的心理代价。我们的祖先和我们并没有投票选择抛弃传统，或以一种令人丧失热情的形式来改造传统。

铲除过去已付出高昂心理代价

但尽管受到无情的攻击，许多风俗，或大或小的礼仪以及典礼仍留存在所有文化之中。所以，芬格莱特通过《孔子：即凡而圣》予以我们一记警告：如果传统、风俗和典礼不受珍惜和强化，我们所拥有的许多东西将会无可挽回地失去。

一种也普遍存于社会中的看法是，“传统的压迫”令人窒息，所以彻底的变革唯有通过重大、持续的努力方得以完成。因此，任何对传统的讴歌恐会让人觉得，这将阻碍对各个文化系统之内及彼此之间，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此外，还有一些负面的传统，比如种族歧视，也是不值得保留的。

如果专注于这些压迫性的负面传统，无异于见树而不见林。芬格莱特对孔子的诠释是经得起诘难的。因为，比起风俗、礼仪和典礼而言，有更多人须要承受的，是来自官员、军队、大企业的压迫。

孔子给予我们的教导，是既不针对特定文化，也不失去时效的。那就是，让一个社会得以严肃、和谐地运作，可能是一件重要到不能仅仅交付于政府的事，传统也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欧美诸国之“摩登”早已花繁叶茂。到了上世纪中叶，西方知识界已有余力开启“后现代”的文化反省，思考他们的社会在过去一两百年急功近利的高速发展中，对自身传统的摧枯拉朽是否过了头。

大洋彼岸的亚洲诸国，时至20世纪中晚期，许多尚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是在当时的儒学原乡，把西周的礼乐文明目为“吃人的礼教”之说，尚有市场。

从古代文化遗产之中汲取思考资源，因应时代之所需“求仁而得仁”，本无可厚非，古今中外皆然。其所折射者，惟发展有先后、社会晋程有别而已。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