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历史

2023年02月16日

历史是文学的亲戚，也是“任人打扮的娃娃”。又是庄严的，不容辩驳的……这些观念到底从何而来。

王笛先生的回答很“历史”：很多人喜欢历史，是为了逃避或无法直面现实。我困惑的（历史问题）其实经常就是现实问题。

小饭：有人“谈论”和“学习”历史最大的快乐在于显摆。您研究历史，写历史，最大的乐趣在哪里？

王笛：我说的普通人是不做历史研究的人，又对历史有点兴趣。最近《满江红》上映，对宋史的讨论热了起来，我们和普通人谈论历史的区别是，聚焦点和目的不一样。历史专业之外的人聊历史，更多的是作为日常“娱乐”。但研究历史是我的职业，我从1987年川大毕业到现在，将近四十年，每天都在思考，想现和以后要研究的课题。研究历史的人，会把现实社会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联系起来。尽管我不认为历史研究是一个应用学科，但了解历史对认识今天非常重要。我研究历史谈不上多少乐趣，更多的是习惯——通过著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写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对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从一个课题的开始到结束，要有非常大的毅力，非常艰苦。最有乐趣的是一个作品快完成的时候，需要对全书进行思辨性的统稿。这个时候我最兴奋。

小饭：在您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中，害怕写“错”历史吗？

王笛：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历史就是要求真。我们怕弄错历史，是硬伤。对历史上的任何问题，不可能达成所有共识。我一直都在批判“一锤定音”、“盖棺论定”。我不是说历史的细节，细节容易得到普遍认同的。也不是绝对的。现在《满江红》是不是岳飞写的，争论不休。这么明显的问题也没意见一致。但是对“大问题”的理解，对全部的真相，每个人理解不同，会写出不同的历史，哪怕根据共同的资料都可能写出不一样的“历史”。观点也好，历史叙事也好，都可能不同。历史真相是在不断的讨论、商榷中发展起来的。包容不同看法，甚至是对立的看法，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文明至关重要。

小饭：历史到底是什么？是巨细无遗的记录，还是大浪淘沙的选择？

王笛：仔细看二十四史，就是梁启超说的“是二十四姓的家谱”。不是推翻了帝制，史学观也进步了。史学观有很强的延续性。清宫戏、帝王戏受追捧，普通民众可以，历史学家不该沉醉其中，改变帝王史观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转向普通人的历史，要给出个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1.普通民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历史以人为主体。没有人的历史就是缺乏灵魂的历史。没了绝大多数人的历史就是不可信的历史。

2.西方的历史多由独立的历史学家撰写，我们是官方修史。修撰过程中，史实被篡改、歪曲、销毁，留下帝王认可的。我们既要为二十四史而骄傲，也要明白它都是经过选择，甚至有意歪曲的。

3.宏大叙事、帝王史观的写作不仅影响后来学人乃至民众对历史的看法。

4.回归日常，让民众认知到自己的价值。

小饭：平凡和普通，价值也许在于安稳，安全，无风无浪。宏大叙事的“价值”有天然的空洞感。您认可这样说法吗？

王笛：喝茶、谋生，在传统的历史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现在更多的人意识到所谓大风大浪，就是历史发生转折的时候，社会混乱的时候，要出问题的时候，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作为普通百姓，颠沛流离、战争惶恐，当然不如平淡安稳。但这种周而复始的东西，历史不记载。我的《茶馆》的第二本一直写到2000年，虽然没写到今天，但已经能看到社会是怎样变化的。如果中国的历史只是记载茶馆喝茶、餐馆吃饭、旅游，按照史书上经常说的，“本年无大事可记”，那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了。

小饭：历史这个概念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

王笛：小时候没思考过太抽象的问题。高中才开始读历史，但从来不会去问历史是什么。真正对历史问题进行思考是进入大学以后。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是历史学科的特点。因为像哲学、宗教，可能也需要大彻大悟。历史学要求我们长期积累和思考，不是眼睛一亮就对历史有新的认识。历史的研究必须有历史资料的支撑，追求历史的真实。到美国以后，意识到对历史的研究不仅要看到历史中发生了什么，而要分析为什么。从传统的注重历史事实，到注意对历史的理解。学习和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并不是讲清历史的叙事，而是研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

渐渐地，我的历史观有了转变。到了现在的阶段，我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批判。首先是对资料的批判，所谓的资料，所谓的记载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第二是对帝王史观的批判；第三是对权力的批判，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权力；第四是对历史写作的批判，特别是在帝王主观、宏大叙事下的史学。

小饭：经济学和历史学有没有相同或者相通之处？

王笛：经济学和历史学很相近。比较相近的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政治学。哈耶克的思想我是接受的。我和经济学挺近的，曾经发表过好多经济史的论文。讨论文化，不可能不涉及经济问题。我一只在研究经济史。到美国以后，才转向研究文化、日常和城市。

小饭：您有一本书叫《碌碌有为》，有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碌碌有为，匹夫无责。这是文字游戏，还是一种历史真相？

王笛：当然是历史真相。现在我们说的碌碌无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霸权。这种霸权是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否定。如果不做出大事业，就只是消耗粮食，我们不该只做一个普通人。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一点都不比一个手握大权的人对文明的贡献少。纵观历史，所谓伟大的帝王对文化文明的摧毁多于对文明的建设。“碌碌无为”这个概念，实际是否定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每天都做的事情，难道不应该肯定吗？难道不是对文明的贡献？每个人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对文明的最大的贡献。现在有人整天焦虑，尤其是父母对下一代的焦虑。如果不把子女培养成人上人，就觉得是失败的。要改变这种观点，子女作为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不好？政府应该为普通人做普通的事情创造最好的条件。社会要进步，中华民族要和世界竞争，但有些事情，实际上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弱。科举制度对中国人的智力造成的浪费，一代又一代，无数的学子，皓首穷经，就是为了那点功名。国家怎样对待每一个“匹夫”。在古代，天下是帝王的私产，每一个人在帝王的眼中无非是家奴，“匹夫”有什么责呢？应该是“匹夫无责”。那时，普通人没办法让国家变好，意见没人听，只是一个棋子儿，没什么责任？你想负责任的时候，还可能受到迫害。在一个民主决策的社会，赋予了每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那么我认为是匹夫有责的。我一直主张要让社会发挥它的作用。一个正常的社会，重大的决策，要尽量地利用更多人的智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匹夫就有责，因为你公民，你享受了权利，就必须承担责任。

小饭：历史是所有人的老师。对启蒙这件事，您怎么看？

王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的影响是有限的。我不抱很大希望能启蒙谁，只是觉得，我的思考应该讲出来。我最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常识。至于启蒙，我始终认为，真要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思想很难。我担忧的是小学，甚至幼儿园，应该面对怎么样的教育？是教育他们思想应该自由地飞翔，还是忠实于某一种思想？缺少批判的思维很危险。学生在学校里最相信老师，如果老师天天在给他灌输一种思想，黑白两分，如果我告诉他要多元，要包容，他还会相信吗？作为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能够影响多少人，并不是很乐观。当然，我希望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小饭：王笛老师如何确定自己在写作中的“非虚构”部分？“虚构”部分呢？

王笛：我的作品有非虚构的味道。我在写作的时候就有意地往可读性上努力，考虑到了大众阅读。历史研究不应该有任何的虚构的成分，应该根据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的原则。我在写作过程中是想能够写得更活跃一些，能够让历史领域以外的人也喜欢。确实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界，甚至普通读者都喜欢，那是一种福气。历史可以写成虚构，但是我更强调“非虚构”这三个字。既然非虚构，就不能虚构。《那间街角的茶铺》是非虚构的写作，没有一条资料是虚构的，只是表达方式更文学化。有的学者认为只要合符逻辑，有的东西可以虚构，我不同意。既然是历史，就不能虚构。如果作品里有虚构的成分，就必须要告诉我们的读者，不应该给读者造成一个是历史真实的假相。虚构和非虚构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学者甚至不赞同“历史非虚构”的说法。我觉得所谓历史非虚构，就是把历史作为题材，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不是小说，让很多人就像读小说一样。而姚雪垠写的《李自成》和二月河的大帝系列，那是小说，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界限是很清楚的。

小饭：历史究竟是事后诸葛亮更真实可靠，还是可以从因果论解释？

王笛：历史更多的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历史没有确定性，历史不可预测。历史太复杂了，不能说有这样的因，就一定是那个果。历史经常是非常偶然的。任何一段历史都没有办法完全重复。“事后诸葛亮”就是当历史已经发生了，我们历史学者来对它进行研究。

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大的转折点应该是秦始皇的统一。问题在于怎样认识这个转折，对老百姓来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带来了幸福和稳定，还是带来了无休止的灾难？这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思考。我困惑的历史问题其实经常就是现实问题，因为对于许多问题，按照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你明明知道这样选择应该是好的，大部分我周围的人也认为这样选择是好的，但最后的选择是大家都不希望的，甚至是最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