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何以横空出世，改变历史走向

2022年12月22日

我国先秦法家人物及其思想的产生， 与诸侯争霸、 天下体系动荡关系甚紧。缺乏空间维度的解读， 则失去至少一半的历史真实。

20世纪中叶以来， 戴维· 威廉将“空间概念” 导入社会分析，形成社会、文化、制度、艺术等分析领域“空间转向” 思潮，认为空间不是空洞的虚伪物，而是有生动丰富含义的生存环境，人从中获得意义和价值。空间有不同的尺度， 如家庭、村庄、乡党、县乡、国鄙等，人从中被赋予意义和价值。

“空间” 是意义和价值的代名词， 决定着人们的交往、 行为方式， 从而影响着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空间” 是各种环境要素的同时在场， 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场域，场域中形成精神力量， 从而使“空间” 内的要素团成一体。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空间转向” 应是向“血缘” 和“地缘” 的回溯。血缘即地缘， 地缘亦血缘，从部落邦国的血缘与地缘的一体， 到家天下的“封邦建国”， 形塑着中国的空间结构和文化品格。

“空间转向” 有助于我们发现空间所施与的意义和价值，对历史有新的解读。此方法被认为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即用唯物主义的观念，在时间和空间共同在场的情况下， 分析人物和事件， 给予立体、 全面、 综合的解析， 从而得到公允、客观的认识。基于此，本书提出“地缘政治体台球解释模型”，以解释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变革。

我们把一个个地缘利益共同体（ 如部落、邦国、诸侯国、王国） 称为“地缘政治体”，由首领统合域内力量，制定规则，向域内百姓提供安全、秩序服务， 进而提供文化、 教育等公共服务在其发育初始阶段，这些地缘政治体，人口稀少，土地相对丰富，并不接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当承平日久， 人口繁盛， 扩张生存空间，彼此之间接壤， 生活物资越来越匮乏， 自然会发生争夺、战争。

战争会导致部分“地缘政治体” 消失，部分变得更强大，甚至取代原主导性地缘政治体，形成新的地缘政治体形态。若我们把“台球”视为“地缘政治体”， 将天下分合视为“中式台球” 游戏， 那么， 先秦时期的天下变迁能获得十分形象的解释。

冯友兰先生的《 中国哲学简史· 韩非子与法家》 指出，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依靠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礼包括仪文、 礼节、举止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构成的不成文法。可只限于贵族， 称为“君子”（ 君王之子，有君王举止、 有文化教养者），是道德模范。刑即惩罚， 适用于百姓，即庶人或小人。《 礼记》中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因为，大夫以上者是周室分封的同姓族人或功臣子弟，分散到四方， 居于国都，“藩屏” 周室，对这些人， 以礼教化，即使犯错，也以礼处罚。而庶人、小人 则为异姓人， 为保持统治安定局面， 必须严刑治之， 五刑伺候。按《 白虎通义》 的解释， 礼不下庶人， 是说对“士” 以上人等的品德要求高， 必须依礼而行， 而普通百姓则不作要求。但如果他们犯了刑， 则逃免不掉。大夫是比士还要高一等的官员， 劳苦功高， 是可以免刑的。总之， 等级观念是“礼治” 的核心。

西周封建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天子、 诸侯、大夫之间，通过血缘和姻亲关系联结一起。理论上， 天下所有权归周天子， 诸侯国从属天子， 在诸侯国内小贵族又从属王侯大贵族， 如此层层分封， 层层从属。可天长日久， 代代相沿， 嫡庶相分， 代代分蘖， 诸侯和大小贵族的关系日益疏远（ 庶民大概是庶孽之民， 是分封贵族的庶孽后代与王室疏远， 失去贵族身份， 成为平民）。周天子得以维持天下秩序的“宗法血缘” 力量衰微。诸侯国向着相对独立的方向发展， 在诸侯国内部， 国君和卿、 大夫的关系也日益疏远， 处于半独立状态。天子、 诸侯处在金字塔的顶端， 和庶民、小人无直接沟通， 通过卿大夫之类的小贵族维护天下安定和有效治理。

周天子控制天下秩序的有效权力结构逐渐崩解， 诸侯挑战王室权威， 卿、大夫挑战国君权威， 篡弑多发， 秩序被颠覆， 王、 侯、 君子和庶民、 小人的社会分野逐渐模糊。贵族位势降乎上， 小人、 平民位势起乎下， 在“礼” 上日益平等化。贵族和平民上下涌动交流， 平民争权， 贵族也不能独享“刑不上大夫” 的特权， 必须和平民一样，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那么， 过去“礼刑制度”就不再符合社会的需要， 社会需要建立新的权力秩序。

同时必须注意， 王纲解纽和社会关系的变革， 带来的不仅仅是天下统治制度本身的变革， 还带来了地缘政治体系的动荡。若没有地缘政治体系的动荡、诸侯国之间的碰撞， 仅仅制度本身， 还比较容易解决——变法即可。可是， 由于地缘政治体系的共振， 情况异常复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诸子百家奔走呼号， 穷尽智谋， 各唱其说， 以治平天下。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解决办法， 阐扬仁义， 崇奉忠恕之道， 主张仁政， 克己复礼， 复周公之之礼， 以“礼制” 治平天下。可孔子主张的“礼制” 仍具有封建贵族特色， 是周天子借以管控天下体系的抓手。可惜，正如前文所说， 春秋乱局一开， 不仅仅是礼乐制度被废， 更重要的是天下体系动荡。各诸侯国在没有强大力量干预以恢复天下秩序之前， 必须采取措施以自保。所以， 孔子的学说往往被认为不切实际， 在诸侯国得不到积极响应。

孔子讲述的是天子之事， 可天子名存实亡。他游走诸侯国， 奔走呼号， 木铎天下。可诸侯国君认为天子之事与己何干， 平天下靠实力， 礼乐制度迂阔高远， 离于实情。故孔子郁郁不得志， 累累若丧家之犬。但在应对社会大变革方面， 孔子将贵族之礼向平民社会传播， 打击了贵族， 抬升了平民。

其一，孔子将“礼” 向庶民阶层传播，将贵族学向平民学转变，有教无类， 广教平民子弟， 认为在“仁、礼、义、信” 等方面，君子、小人、 贵族、庶民应该一视同仁，不应有所区别。这相当于贬低了贵族身份， 抬高了庶民地位，让不少平民弟子出将入相。可是，孔子始终得不到重用。他骨子里有为庶民谋利益的倾向，梦想回归仁政的本质，诸侯国君依靠祖先的荫庇享受荣华富贵，如何容得下要革其命的人？从表面看，孔子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有复古倾向，不合时代脉搏，实际上他骨子里有变革倾向，只是不愿与乱臣贼子同谋，不愿在社会正道上再踏上一脚，故其理想难得实现。

其二， 孔子晚年归鲁，著《 春秋》，为后世治平天下立法。“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 退诸侯， 讨大夫， 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 我欲载之空言，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 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 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史记· 太史公自序》 ） 这表明， 孔子晚年已知天下大势，按照自己原来的思路已不可救， 必须采取新的方法和措施。《 春秋》贬天子， 就是对自己以前立志恢复的礼乐制度的反思，认为“王不王” ，以致天下大乱。“退诸侯” 即指责诸侯国君“僭越、冲撞、侵略” 的行为，让其守本分。“讨大夫” 是对大夫僭越礼制进行无情批判。由此，孔子重新建立一套王道理想。这套王道理想被其弟子、再传弟子发扬光大。他们推儒家思想入政治领域， 或落脚各地，与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实践结合， 燃起文明的星星之火（ 如曾子、子夏、子张、闵子骞等）。而其积极用世、参与社会实践的一脉，绵延流传， 高举《 春秋》 大旗， 绳墨天下，退削诸侯，讥刺时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参与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李斯、韩非子等。

我们称这一过程为“儒家的法家化” 。他们以儒家为本， 一旦与社会实践结合， 就转向法家路线，成就的还是儒家的理想。法史学家武树臣认为， “法家是出乎儒，反乎儒” ，出发点是儒家，终点也是儒家。考诸孔子思想，我们甚至认为，法家思想正是孔子儒家应有之义，是孔子想做， 而为维护仅存的社会正义没有做的一面。

总之，法家思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学思想，来源复杂，是先秦时期各种思想的结晶。《 庄子· 天道》 有言：“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 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 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 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 此之谓太平， 治之至也。” 这段话把道家、儒家、法家的术治、法治、势治融合了起来。意思是， 古代明白天下治理大道者， 必先了解上天的运行规律， 然后明白道德法则， 再明白仁义之法则，明白职责、 权利和义务， 明白人在社会的名分和作用， 根据这个人的才能授官荐职， 接着对他进行督责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决定赏罚。如此， 人各有其用， 各安其位， 才能实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