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为什么到了唐朝才被史学界重视

2022年08月28日

《史记》是中国史学界中长期备受重视的读本，鲁迅就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后有梁啓超认为《史记》为中国通史之创始本，更赞扬司马迁为“史界太祖”。然而，《史记》在两汉期间地位不显。即便魏晋南北朝，其位仍与《汉书》相距甚远。

《史记》书成之时，流播概况十分受限。朝廷对其控制相当严格，基本上只在统治高层间流转。“独尊儒术”的文化氛围，《史记》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史记》在两汉间没有被真正认可，是基于社会环境中的政治意识，而时人对于司马迁的考证工作，文辞铺排，或是选材实录都是抱有相对的肯定，只是当时对其持有贬损态度乃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唐代，《史记》终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宋人王应麟称之为“史记学”。恰逢在这个史记学之泉头的朝代，《史记》与《汉书》在地位上有着诸多冲撞。

魏晋时期，经学衰微，连带《汉书》也不复独尊之位。《史记》流传的最大障碍终被清除。儒学的衰落使学术能跳出往昔思维的束缚，以致文学、玄学、艺术等都得以发展，尤其是史学能够独立于经学。同时，亦因为南北朝政权嬗递频仍，当权者在世变与忧患的影响下都纷纷以史为镜，希望藉着“见盛观衰，原始察终”的《史记》能够延长国祚。因此，此时的《史记》渐渐能与《汉书》平起平坐。大有晋人傅玄、张辅在评班马优劣时，直言班书不如迁书。宏观来看，裴駰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正是象征着史记学的发展高峰。

《史记》就如古老的希腊艺术与史诗般，虽有瑕，却不掩瑜。它的古朴之美虽在早年间未受重视，但横观整个中国史学上则占据了不个撼动的地位。朝代的各异，促使审美的不一，但不可否定的是《史记》身上的闪光点并不因时间流逝而消失，反在中国历史上烙下深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