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2022年08月29日

孔子，是儒家所尊崇的圣人？是在孔庙门口做着拱手礼满脸胡子的老人？还是那个在乱世中颠沛惶惶，自己的学说、思想不被国君们重视的受挫者？

张经纬再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而非带着“圣贤光环”的孔子。

他将孔子的思想学说放回了春秋末期的时代背景，辨识孔子追求的乌托邦的真实模样，呈现他的失败及原因。

回到时代，才能超越时代。

晚年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从未放弃自己“理想国”的希望。这理想虽无奈与当时，却穿透时代，让后来人向往。

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是孔子真正的力量。

下文摘自《诸子与诸国》

一、幸运与不幸的孔子

公元前497年，晋国六卿中，中行氏和范氏与其余四卿为敌。齐国与卫国联合，支持二卿。站在他们一边的，还有鲁国。当时代理鲁相的孔子在“堕三都”的斗争中，受挫于三桓的势力，离任去齐。与弟子们开始周游列国。

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岁数。但他是个幸运的人，高寿七十三岁。他也是不幸的人，所到之处外忧内乱，行程仓皇。

孔子年轻时就去过东周，据说曾向周王室守藏室史老聃“问礼”。当时周室正发生“王子朝之乱”，周敬王外逃。三十五岁时，孔子还因鲁乱，东逃齐国。但齐相反儒，孔子三载后无奈返鲁。

此后孔子居鲁十余年，鲁昭公流亡，三桓执政；齐鲁结盟晋；卫、郑结盟。孔子在短期出仕之余，招收弟子和讲学。

三桓与鲁侯之争，让大权重归鲁定公手中，孔子大司寇，开始周游列国。之后十余年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狗”，到了陈国方才安居下来。前489年，孔子离开陈国，再上苦旅。

前488年，孔子回到卫国，一直坚持到前484年才回到故乡鲁国。

孔子最后一次返鲁已六十八岁，他在故乡度过了最后五年的时光。此时的孔子对从政已经心灰意懒。虽然身处动荡之世，他依然通过与弟子间的频繁交流，在《论语》《礼记》和《孔子家语》中，为我们留下对未来的思考。

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去世。

二、孔夫子的理想国

孔子并没留下太多实际成就，但他始终没放弃对心中“理想国”的向往。正是这个思想源泉，浇灌着后人的心灵之田。

孔子的“理想国”来自尧、舜、禹的时代。他歌颂三位先王的功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景象。

当然，“大同”过于遥远，孔子更推崇周代制度，并将这种美好的社会概括为“小康”。大同与小康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前者天然存在、无需额外条件，而后者需执政者加以制度的保证。这种制度就是“礼”，保证“礼”得以实施的人被称作“仁人”，其所具有的品德，就是“仁”。

“礼”--

在国家层面，需要统治者推广。

在日常层面，需要每个人遵守。

不过，这些“治政安君”之道并不完全为各国君主所理解。孔子感叹：“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事实上，孔子曾经拥有过数年的施政经历：他于五十一到五十五岁期间（前501年—前497年）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并以大司寇行相事。他的施政经历以“堕三都”失败而告终。或许是觉得自己以“礼”为核心的治政安君策略过于抽象，孔子晚年时又向另一位弟子曾参，也就是未来的曾子，进一步阐明了“礼”的实际用途。只不过这次，孔子把说法换成了更加直白的“明王之道”。

曾子先替孔子向我们解释了何谓“明王”——“不劳不费之谓明王”。孔子指出，要实践与古代贤君一样的明王之道，需要做好“七教”和“三至”两大方面，实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达到不费公帑也能守卫国家、外征强敌的强国目的。反过来说，“既劳又费”就是阻碍东周国家实现礼制明邦的最大阻碍。简而言之，军役、军费繁重，还总没有尽头。那么，“七教”、“三至”何谓：

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

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

为了帮助年轻的曾参理解一个完美国家的运行方式，孔子先用七组“上、下”对偶的排比句，具体描述了“礼”在操作层面的内容和社会功能。而这就是一种“仁君”的统治方式，它将为国家的良好运行提供社会大众的支持。当国家遵循“七教”，走上正轨之后，则可以通过“三至”，来实现“明王”的完美统治：对天下的贤良给予最大的尊崇（至礼），给天下的士人给予最不吝啬的奖赏（至赏），向天下的人民给予最好的礼乐（至乐）。有了这样的管理机制，能使君主得到百姓的拥护，民众亲附，军队出战得胜还朝。

有如上古贤王的当代“明王”/仁君，具备各种惜民、尚贤、兼听、明察的美德，其所建立的令所有人都满意，内部稳固、对外无敌的最佳国度，就是孔子心中始终追求的那个“理想王国”。

然而，当居卫的孔子再次面对冉有困惑的眼神时，他对自己心中这个“理想国”的建立，也未必如当初那般坚定。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大概也明白，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将无法再拥有另一个三十年，期待一位能带来仁政的明王了。

三、君子之礼的失败

回到孔子与鲁国，他认为周人的“明王”之道在西周末期陷入衰退，而他所在的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具有周初之礼复兴的最后可能性。这是他积极入世，希望通过参政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的根本原因。

然而，他或许无从意识到，春秋各国所作出的选择，与他身处的宏大时代相互交织。孔子身在山东半岛西部的鲁国，处在东亚人类迁移的交汇点上，沿着东部海岸线，吴国正在北进，破灭了孔子仕齐景公的可能。沿着黄河，晋国正在东压，让卫国无暇接受孔子的建议。而楚国沿着淮河向东前行，让陈国也供养不起孔子一行。位于黄河最下游的齐国被这三股势力压迫，时不时还要反弹到鲁国一下，让鲁国成为“四股”力量抗衡的“受力点”。

孔子治学、参政的出发点与鲁国的三桓有关。三桓的强势，僭越了鲁侯的权威，君臣之礼名存实亡。然而这种状况既无法全部归咎于三桓，这样的局面，非一蹴而就，成为孔子无法打破的僵局。

孔子前往卫国，在留下对卫灵公的糟糕评价之后，他也感悟到，在强调“礼乐刑罚”之前，更应让国家与百姓富裕。所以，孔子再回鲁国，哀公问政于他时，孔子不再急于“礼乐”的施政方案，而提出了更加务实的举措。然而当鲁国接二连三遭遇征战时，供给不足便不再是国君单方面所能控制的。没有遵守“君子之礼”的鲁国，击败了宿敌齐国，也击败了孔子。

此后的孔子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心态，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

本文节选自 《诸子与诸国 : 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

作者: 张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