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诗人王尧之死：精神贫困时代的一次反抗

2015.5.7 作者：景成 （王尧好友，日知社社长，自由撰稿人）

缘起：如何评价一位诗人的自杀

2015年5月2日，90后诗人王尧在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二楼的顶层纵身一跃，结束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成为继海子、戈麦、顾城之后，又一位我们知道名字的自我了断的诗人——在这份没有年月的历史上，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屈原、王国维、叶赛宁、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弯曲的倒影……如果我们不那么刻板地定义诗人这个称呼的话，这份墓志铭还应当加上本雅明、茨威格、海明威的名字。

正如已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难在王尧生前诗作的只言片语中，看到他“对所生活的环境有着刻骨铭心的无能为力”（林仕荣语），或许我们同样也会赞同这样的断语：“他是一个沉湎于安静的黑暗、具有死亡本性的人。”（严彬语）……

我们为年轻的生命、横溢的才华而痛惜，正因如此，对王尧的理解绝不应停留在“当代名校大学生生存压力”如此肤浅的层面上，审视他身边的室友、同学、师长还有整个学校乃至教育体制，都应分有怎样的责任……

无意义地苟活，还是无意义地自杀？

诗人为什么要自杀？

20世纪的诗人，为什么纷纷选择自杀？

是诗人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诗人——作为对至高至美的永恒事物怀有最强烈和最真诚追求的灵魂，难道不应该成为最为忱惜当下、最为珍视光阴、最为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意义者吗？

然而，当一位位诗人选择提前结束生命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与诗人心中的无限的意义世界毫不相关。生活所值，无关长短。

现代社会及其中的每个人，正像韦伯那个著名的命题：“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张网上一根根丝线，构成了我们的人际纽带和意义链条。这张的大网织成的就是“社会”、“文明世界”。这是我们熟悉的譬喻，好比记者站在大街上拦下路人问“你的梦想是什么？”，回答是“让父母住上大房子”、“让儿子上个好学校”、“让自己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当我们成功将自己链接成为这张网上的一个结点时，在获得了生活理由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生活的控制。这张网未经同意地包办了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支撑。

21世纪的西西弗神话：森林里，一群树上的蚂蚁粘在了浩大蛛网上，蛛网既坚固又舒适，蚂蚁们自得地在上面吹着小风、晒着太阳。然而总有一只敏感的蚂蚁觉得这不正常，它看到了网后面那只千年巨蛛，于是用尽全力咬断蛛线，然后重重地摔落到了地面上。留下树上其他蚂蚁一片的惊讶和不屑。然而在那从失重到落地的刹那，它微笑着看着天空——至少有那么一刻，它是自由的。

王尧抗拒的气魄是决绝的，姿态是优雅的，代价是惨重的。

如果同意，自由无非是人的一种自决意志，就能理解基尔克果所说：人的自由的所能达到的极致就是自杀！如果不能像人一样地活，那么起码要像人一样地死。

诗人相信，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诗人更无法容忍的是，自己也在装睡、自己也得装睡。

诗人、当代人与时代之黑夜

“贫困时代，诗人何为？”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的诗句发问后写道：“世界黑夜的时代已经到达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贫困到甚至无法察觉自己的贫困”。70年后的2015，难道黑夜仍然，还是已将黎明？至少一位位诗人的自杀依旧告诉我们：这仍然是让有的诗人无能为力的贫困时代。

所有诗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天国，然后再变戏法式地说明自己身处天国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中，似乎越悲剧越诗人……这种二元对立的俗解，是对诗人的亵渎、对诗人自杀的嘲讽。

对于诗人而言，是否存在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言辞中的天城”并非问题所在。诗人的关怀是针对灵魂处境的表达，这种表达究是完全私人化的——故而真诚、封闭。诗歌之所以纯粹，就在于它不断挑战和超越着语言可能的边界。我很难把基于政治意图的创作称作诗歌，尽管它的现实影响力要比真正的诗歌不知高到了哪里去。

真正的诗，张力来自文字本身：“诗意”是完全主观化、个人化的，如同灵魂的剪影拼贴出微妙心绪，它本不需要被传唱、不需要被理解。一旦需要被阅读、需要被理解的时候，就成为了政治的。这里的政治是指一种超出了个体的私人范畴，诗人最大的痛苦、悲剧的原因就在这里。

若以一种身份、一种形象、甚至一种职业来谈论“诗人”的时候，其实已道出了诗人的生存困境——诗歌怎么可能是公共的、诗人怎么能成为一种“职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吗？

而世界历史过程，技术理性每前进一分，诗人小心捍卫的真诚价值情感就只能后退一分。正像《拯救与逍遥》开篇写道的：当历史理性的脚步将道德价值碾成泥尘的时候，诗人自杀了。

任何人都可以选择逃避这些牵绊，选择对贫困时代的黑夜熟视无睹，唯有诗人不能。什么是当代人？借用本雅明的话说：当代人正是身处绝望，才因而充满希望。即使周围歌舞升平、花团锦簇，也要将自己沉降在最深刻和最痛苦的泥沼与深渊中——去感受那些时代的黑暗、毒瘤、那些庸碌生命不愿承受的痛楚。这也正是真正的诗人精神阵痛的症候。

王尧不是第一个自杀的诗人，也不会是最后自杀的诗人。历史意味着一种谱系的建构与想象。就像我们今天会把海子、戈麦和王尧叫做“三个自杀的诗人”，再把这页便签纸贴到叶赛宁、本雅明的长长的花名册里。

海德格尔说：“人只能度过他终有一死的有限生活。”人的全部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而是只有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终有一死的我们依然活着。诗歌依然栖留在贫困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