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收到《现代会计》编辑部的一份稿约，要求我们这些毕业离校多年的校友，在天津财经大学建校及会计学科建立五十周年之际，为其所策划中的一个专版写点当年在校读书时学习与生活方面所经历的大事小事。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写，但仔细一想好像需要写的又有很多。于是，即利用五一小长假，信笔由思地完成了下面这篇小材料。

我与天财：十年前的那些小事（续1）

三年备考：走进天财

1995年5月，我第一次赴津赶考，准备的时间较短，自己也信心不足。那年，我与现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袁明哲博士住在位于天财大门左侧原“学术交流中心”的同一房间。记得当时恰逢第43届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当时的中国与瑞典乒乓球队正处于不相上下、两分天下的鼎盛时期，当举国上下均为男子团体赛中中国男队的奇兵——有“削球大师及怪球手”之称的丁松在决赛中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时，作为国球的忠实粉丝之一，我自然不愿错过观看那一场场扣人心弦精彩直播的机会，故也难能静下心来沉于入学考试之中。这样一心二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与当年的另外十四名考生一样名落孙山，而让俊瑞、凡利、泽明和咏梅四位师兄师姐搏得先机。

1996年，当时的情况有所变化，自己的人生也面临新的选择：一是在两年前破格晋升副教授的基础之上，可望再次申请破格晋升教授，若可成功，以不惑之年、以本科学历、连续两次破格进入正高行列，不仅当时在我校属于首例，在湖北省也较少，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职称已经到头了，似乎已无再去读书的必要；二是当时已经担负了系的主要行政职务，学校面临着准备迎接教育部的第二批本科办学水平评估这一大事，故自己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也相当繁重；三是儿子由之将于当年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如果我在接下来的三年独自去天津读书，妻子除要面临着既要工作，又要管上初中儿子生活的双重压力外，第二次两地分居的生活肯定会使她也面临许多已知或未知的困难，我知道这对于调到农学院工作时间不长且身体状况并不太好的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劝我放弃算了，劝我不必再去受这份洋罪。但在妻子的积极鼓励与无声支持下，我思考再三，最终还是毅然登上了第二次北上赴津赶考的火车。当时的想法其实比较简单，即就此一搏而已，成则去攻读一个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给自己设计的人生目标一个交待，败则今生的读书生涯就此打住。尽管到1996年底，我得以顺利破格晋升为教授，但时至今日，我仍然庆幸当初最终没有打退堂鼓。要不然，那可就真够后半辈子去不断地后悔了。

1996年5月26～27日，在经历了两天半的笔试与面试和程序后，面对着五本厚厚的答题纸，以及七支写尽了油墨的一次性黑色圆珠笔杆，我相信苍天也许真会不负有心人。

1996年10月4日，我终于有资格背着两大包行李跨入天津财经学院的大门，并正式入住研究生楼319房间。一推开门，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将住的房子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床位也已经被收拾得整整齐齐，昌仁、昆儒、建设与春立四兄正在笑着聊天而等待我的到来。接下来，在一顿历时四个多小时的洗尘晏上，几个人不一醉方休那才叫怪呢！

自此之后，我、昌仁、俊瑞和建设这几个四十以上的老学生们，与唯一的70后小师弟江波一起，开始了那久违的“寝室——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式生活。我们上课、锻炼、逛街、听讲座，同出同归，谈笑风生。当时，我们这个大龄打饭小分队不仅成为天财一食堂买饭队伍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甚至被大师傅们所熟识，他们在打菜掂勺时偶尔还会给予特别关照，同样的价钱我们往往会比其他小同学碗里多出一两块肉片，为此而经常引来他（她）们羡慕的目光。

初到北方时，对成天以面食为主食的生活总是不大习惯。记得有一次，由于连续几天没有机会吃到大米饭，我感到相当地郁闷，当我们在“刘大肚水饺馆”酒毕又上了一盘盘各种风味的热腾腾水饺时，我看着春立、建设和江波等兄狼呑虎咽地享受着，自己是怎么也提不起一点口味来，及至他们打着饱嗝要起身要离开时，我才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走什么走，还没有吃饭呢！”，从而为他们留下调侃老许的一个传统笑料——“水饺不是饭”。偶有时日，当实在是吃腻了煎饼果子、京酱肉丝和八珍豆腐等典型天津口味后的饭菜后，我也会自己去菜场采购一点北方的萝卜白菜，买上一点北方口味的一点都不辣的红辣酱，用南方方式做上一小坛咸菜来改善一下口味。有时，妻子也会做一点腊肉、腊鱼和米粉辣子等典型湖北菜寄去天津，以帮我调节因在农村生活时间过长而至今仍然改不了的嗜咸辣之习惯。直至今日，当我每每有机会与良成兄见面时，于推杯换盏之中，他仍然会不忘记取笑我当时的一个“不良习惯”，即总爱带他去小炒部点一盘必然要求大师傅加上红辣酱的青椒干子解馋。

那时，每到晚上十点多以后，我、昌仁、俊瑞、建设、凡利和江波等几个驻校生，加上常来探营的春立、昆儒、甫贵和万贵诸兄，以及偶尔将吃不尽的小吃、特产奉上的晓芳、咏梅、泽明和张立等师门姐妹，会一起围坐在火炉前，就着将当日晚餐吃剩下的四喜丸子、小白菜和其他混杂一起煮得热腾腾的一小锅菜肴，啃着抹上瑞俊兄母亲寄来的、富有陕西特色油辣子的机制白馒头块，喝着建设兄专门准备的一桶桶白酒，在酒杯不断见底至酒酣耳热之际，在敝开心扉交流人生感悟和专业思考之时，在与春立、建设等兄侃着我们将来如何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博士群落》之时，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一个其乐融融的第三代新朋友圈子之中，也已经融入一个相对固定且具有研究特色的专业团队之中，从此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此后的时间里，我在天财短短三年学习与生活的圈子也不断地发生了人员组合上的变化，先是汪平、建忠、晓苏、元木、良成、彦龙、新生和振华等人陆续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中；后来，是昌仁、张立、俊瑞和凡利诸兄相继毕业离去；再后来，则是海声、继勋、明泉、信东、许燕、秋生、筱楠、星文、强国、强华、郑伟、庆龙和凡林等人的加入，在进一步扩充我们这个专业团队力量的同时，也使我的朋友面越来越宽……

再后来，即是我毕业之后，独自回到江南打拼。在此后为了工作与生活而不停奔波的日子里，虽然也曾耳闻他们正继续演绎着其求学期间的一个个精彩故事，但总没有那三年间的学习与研讨过程中，以及在师生交流中所亲历的那些极其感人、印象深刻抑或是相当有趣场面一样，令人记忆犹新而难以忘怀。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我们这届每两周一次周四晚上的师生交流中，于玉林教授对会计理论体系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会计哲理的娴熟运用均给我们开拓研究领域以无声的启迪；当时企业管理系年近八旬的郝靓桓教授，在课堂上总是充满激情地为我们四人阐述其对产权理论的系统认识，认真而有条理地书写板书，帮助我们加深了对新制度经济学内涵的认识与理解；外语系风度翩翩的王友明教授，总是用那略显沙哑的北方口音以及诙谐幽默的教学形式，来帮助我们消除在英语口语交流中的恐惧；而年轻的王勇博士在每次为我们六人讲授日语课前，总是会熟练地在某个角落找到一张废弃的入学通知卡片为我们打开日语教研室的大门，好像那扇门锁从来就没有配钥匙似的……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6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上午，铁良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时，阎达五、阎金锷、阎光华和羡绪门四教授争相追忆他们的恩师李宝震先生时发自肺胕的感恩之言，以及对李老先生所言“会计是一种意思的表示”的不同诠释时所传递给我们的学术思维；而在1996年秋，在天财召开的“全国首届无形资产理论与研讨会”前的预备会议上，当我的导师于玉林教授在向来宾介绍我是来自于湖北农学院的会计学教授时，首都某高校一老师发出“农学院也有教会计的教授？”疑问时所伴的那种不屑目光，从那种刺人的目光中我读懂了那位教授也许是无意一句话的潜台词，也就在那一刻，促使我形成了要回到会计专业正规军行列的信念，这也成为现今我将网络名自诩“会计游击队员”的由来……

至今，也清楚地记得：我们同届四人中，晓芳当时的孩子尚小且常生病，故其常在天津至青岛间来回奔波，有时甚至是下午从青岛乘火车凌晨来天津赶上上午的半天课，晚上再乘火车返回青岛照顾家庭，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时津青两地车次的发车与到站时间均为深夜或凌晨，春立与建设二位家住天津的兄弟，多次主动承担了晓芳来去时“护花使者”的重任；1997年春的一个周末，我们随于老师去南开大学会计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小师姐咏梅因年纪太轻而被管理电梯的大爷视为本科生，当他非不让她与我们一道乘坐电梯上楼时，她那羞红的面孔、感到委屈的噙泪双眼和我们几个人笑翻的场面，以及1997年的圣诞夜，当她因思家而独自在灯下哭泣难以自已时，我、俊瑞和凡利三人不得不陪她在漫天飞舞的雪夜中毫无目的地漫步四个小时以帮助其排遣对家乡思念的情景；1997年的中秋节晚上，我们在“金利来大酒店”聚餐回到宿舍后，却发现不见了凡利与晓斐两兄，于是认为他两人喝高而走失了，遂动员同楼层的硕士生们帮助我们四下寻找未果，可直到凌晨一点半钟，才发现他俩各人肩扛一箱啤酒踉踉跄跄地摸入了宿舍大门，原来是我们晚餐六人喝干了四瓶白酒后他俩还觉得未尽兴，于是又打车到海河边找个排档喝了两小时啤酒并顺带捎回下一顿需要的储备物品；1998年春节后，春立、建设、汪平与我等人应小师弟之邀，在财大正对门“太阳红小酒馆”里酒足饭饱后，帮助他精细设计如何追其中意女生成为恋人的谋略……

…………

这一切的一切，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回想起来仍然是历历在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