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瑞尔•马卡姆在《夜航西飞》中写道：“生命有了不同的形状，它长出了新枝，有些老的枝桠却死去。它遵循着所有生命亘古不变的模式：去旧迎新。”

来到林迪的最初几天，我遭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挑战，生活条件的简陋，通讯手段的匮乏，均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手足无措。更让我焦虑的是，这不是一次探险旅行，而是签了两年合约的长驻工作。一个月后，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开始减轻，不知是我领会了随遇而安的道理，还是在一番心里交战之后逐渐认命。总之，这是一个区别于以往任何环境的新的天地，仅仅比新石器时代进步了一点点，我好像身处另一个时空，总有打野战游戏的错觉。我在山脚下的农田行走，看到悠闲的牛羊，飞舞的白鹭，鸣噪的青蛙，放学路上打闹嬉戏的学生，晚饭后坐在树下仰望满天的繁星，一番回味之后，觉得情况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糟。

天不亮，我就起床洗漱，匆匆吃了几块饼干，司机穆萨开车到了山脚下，接上我一道去野外勘察。起先的一个星期，我们主要沿着村庄的几条主路行驶，熟悉周边的环境。那天我们跑得很远，也没有准备午餐，肚子饿得发慌。我跟穆萨请求，能不能到前面的村庄里买一两根玉米做烧烤吃？穆萨遗憾地告诉我，现在还没到玉米的成熟季节，无处可寻。正犯愁，我们看到远处椰树下坐着几个当地村民，于是我让穆萨问他们，能不能上树帮我们弄几个椰子？对方立即答应了，其中一个很麻利地爬到椰树顶，抽出腰刀砍下7~8个金黄色的椰子，然后帮我们打开椰子壳。我就用椰子水解渴，椰肉充饥。我得承认，我从没喝过这么香甜的椰汁。

我摸出钱包，问穆萨：“我要给他们多少钱？”

穆萨拦住我说：“别给他们钱。这里到处是椰子树，喝椰子是免费的，他们反正成天坐在这里没事干，让他们活动一下不算什么。”

我说：“那怎么行？人家毕竟出了力，帮我们砍了椰子啊，就当给他们的小费吧。”我连忙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币，递给那几个人。其中一个接过钱，眼睛登时一亮，嘴巴张大了。

穆萨笑着说：“他们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面额的钱，你抬高了当地物价啊。”

我说：“你们平时要喝椰子，也是这样吗？不给钱？”

穆萨回答：“一般不用给，这里的人都这样，互相帮助。你如果要给的话，顶多一人给50先令吧。”（50先令折合人民币一毛）

那天我们忙到天快黑时才收工回去，我嘴里还残留着椰子的清香。那天的落霞绝美，红透了整个天空。

回到住处，用水是个麻烦事。前面说过，我住的屋子是没有自来水的，用水得到山下的一口井去挑。我提着两个大空桶，徒步走到山下打水，然后哼哧哼哧地提水上山，来回大约要一个小时。做饭、洗衣、洗澡都靠这两桶水。我的邻居是一户农民，他们家也需要下山打水，但他们家养着牛，就能赶着牛拖一板车水回来。他们主动跟我说，你明天不要自己去提水了，我们用牛车给你顺路打回来。我大喜过望。不知道他们是可怜我那小身板，还是真的这么乐于助人？我要给他们钱，他们摆手不要。

当地人自然是极端的贫穷，没有多少财产，住的房屋都是草棚为顶，泥土为墙，屋内除了一张床和一些简陋的锅碗瓢盆，就空空如也了。但他们纯真善良，乐观开朗。无论我在村庄里还是去工作的路上，当地人都会热情地用土著语向我问好。小学的孩子们见到我，一边好奇地看着，一边礼貌地说：“Shikamo！”（您好！）我从他们的神情上能够看出，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想让我觉得快乐。

项目部请了一位胖胖的村姑给我们做饭，但我吃不惯当地口味，就自己做饭吃。菜就在村里的菜场买来，所谓菜场，就是7~8个农民摆的地摊，能买到的菜也只有西红柿、青椒、洋葱、红薯之类，肉类只有鸡肉，偶尔有牛肉和鱼。当地人大部分信奉穆斯林，绝对找不到猪肉。每次付钱时，不知道是这里的黑人数学比我还差？还是他们真对钱不在乎，无论我怎么还价，他们没有不答应的，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有一次，我提了一袋西红柿回去，不料菜贩又追上我，满脸诚恳地跟我说：“我卖你的这袋西红柿是前天摘下来的，旁边摊子上的西红柿是今早摘的，新鲜好吃一些，你换他的吧。”于是就给我换了。

当地人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他们的球只是用一堆破布毛绒裹成，然后就可以光着脚在泥地上踢得不亦乐乎。我托人从首都买了一个崭新的足球，送给村长，全村高兴得几乎要集会游行。这个球被他们珍藏起来，只有重要比赛时，他们才拿出来踢一下。我由于做出了这个“历史性贡献”，也被他们吸收入队，可以作为外援参加比赛。

当地的足球水平颇高，他们还和别的村庄组织“村庄联赛”。每当周末，周边几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来了，或者骑自行车，或者徒步，吹锣打鼓，热闹非凡，每个人都像过节一般高兴。虽然他们的场地十分简陋，大部分人光着脚丫，但真踢起来却有板有眼，技战术水平明显高于我们中国人。

除了上班和踢球，我每天傍晚都去附近的海湾里游个泳，然后回住处洗澡，吃饭。漫漫长夜，独守空房。发电机储备的柴油有限，电脑里的游戏也玩不了多久。我只能坐在屋前的一棵火焰树下，盯着月光投下的斑驳倒影，数着时间，到了10点就去睡觉。这时，我的邻居利莫（Lyimo），给我提来了一盏煤油灯，说送给我了。感激之余，我倍加珍视，这样我可以在如豆的灯光下阅读了。那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从希腊史诗到《三重门》。艰苦单调的日子也有好处，让我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

有一天我去附近一个村庄勘察地形，途中车出了点问题，我们修理了3个小时，依然毫无头绪。有几个村民骑着自行车经过，见到无助的我，便说骑自行车载我回去。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听着叮铃咣啷的响声，发现自行车是永久牌的，觉得无比亲切，好像他乡遇故知一般。虽然我和这几个村民语言不通，但他们的眼神告诉我：这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我们要给予他最大的帮助。

如果下班回来得早，我就和当地一大群孩子在海滩上踢足球。当地踢球的规则跟我在国内踢球没太大区别，但这些孩子们更有表现欲望，相比进一个球，他们更兴奋于一个灵巧的过人或一次漂亮的停球。那些孩子们对我彬彬有礼，任何我的问话，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Yes, sir”“No problem, sir”。他们踢球是也注意分寸，不会污言秽语，更不会下黑脚。

有一天，我们照例踢球，结束后我请队友们喝水，我们一排人坐在海滩上，享受着清凉的海风，海中间升起了一轮圆月。不一会儿，有一条独木舟缓缓地靠岸了，船后面拖着一个比独木舟还要长的东西。我们都靠拢去看，原来渔夫打了一条鲨鱼，把鲨鱼拖在船后面。我问渔夫：“在哪儿打的鲨鱼？”

他指一指我眼前的海湾：“就在这里打的。”

“………”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那片海里游泳了。

那天晚上，村里所有的饭馆门口，都挂出一个牌子：“欢迎品尝鲨鱼肉”。

邻居Lyimo家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5岁。这几个孩子除了每天帮我运水，带我到附近的海滩上踢球，也跟着我学习英语和中文。我经常跟他们说，好好学习，以后争取到中国去读大学。

有一次，最大的那个孩子问我：“中国是什么样的？”

我说：“中国很大，有很多人。”

“有多大？和达累斯萨拉姆一样大吗？”

“哈哈，中国是一个国家，达累斯萨拉姆是一个城市，怎么能相比呢？中国可比达累斯萨拉姆大了几百倍呢？”

“噢，那中国人也喜欢踢球吗？”

“喜欢的不多。”

“你不是很喜欢踢球吗？”

“是啊，我比较少见。”

他又问我：“中国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的学校很先进，教室里有电灯，有黑板，有多媒体，有空调。也有很漂亮的操场，人工草皮，摔一跤也不会受伤的。”

“那学费一定很贵吧？”

我笑着说“好好学习吧，到时候如果你符合条件，我会帮你申请奖学金。”

他咧开嘴笑起来，做了一个“give me five”的手势。

我周末也会开车回林迪市区休闲一番，恍如隔世，仿佛从原始丛林回归了人类社会。市郊有一座猴面包树酒吧，简单而富有情调，很适合放松和消磨时光。整个酒吧建在一棵硕大的被掏空了的猴面包树干之中，这棵猴面包树估计有上千岁，依然枝繁叶茂。我经常点一份炸鸡薯条，开几瓶啤酒，喝到醉醺醺，看看时间已经不早，就顶着蓝天白云，吹着细软海风，摇摇晃晃地走回城里。在回城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小石桥，小石桥横梁下和柱子上有许多燕子筑巢。每次走过，燕子都在头顶和身旁飞舞，叽叽叫个不停，全身被燕子们包围起来。还有一次，我坐在桥边的草地上，闭上眼睛深呼吸，感觉到鱼在溪水里跳跃，一会儿云遮住了太阳，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简直如天籁之音。我索性躺倒在草丛里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直到入夜的凉风把我吹醒。

我越来越觉得心情愉悦，这样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让我重新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之前在使馆，我常常因为工作压力而整夜失眠，成天头昏脑胀，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躺在野外居然都能很快入睡。林迪虽然条件艰苦，但当地人对我很好，我的生活方式变得极为简单，我再也不用处心积虑地讨领导欢心，再也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说话，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

这里的主食是鸡肉，每家都“规模化”养鸡，少则几十，多则上百。鸡都是散养的，遍布田间道路。有一次我去省政府办事时，一进大门，一群鸡就在省长办公室门口啄食，省长正在办公室里和下属开工作会议，让我叹为观止。我每天的饭菜里都有鸡肉，比如早餐是Chapati（当地的一种烙饼）配一碗鸡汤，午餐是烤鸡胸脯，晚餐是炸鸡或烧鸡。虽然整天吃鸡，但并没有觉得多么腻厌。我从来没有吃过比这更美味的鸡肉。平时如果有空，我自己也做鸡吃。我的方法是在屋子前点一团篝火，把几块鸡胸脯或鸡腿用锡箔纸包好，用铁丝网架起来，再撒上一些辣椒粉，一会儿就香气四溢了，连野生的小斑獛（灵猫科的动物，一种小型食肉兽）都被吸引而来。

又是我的邻居Lyimo，见我喜欢吃鸡，就把他们家刚孵出来的几只小鸡崽送给了我，说让我养着玩，养肥了可以吃。但我怎能忍心吃呢？我就搭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