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是台湾导演钮承泽执导的本土黑帮片，讲的是1980年代台北旧商业区艋舺的故事，绰号“蚊子”的中学生被帮派同学吸纳，加盟太子帮，有着“兄弟命” 的艋舺人为了利益和义气每天打打杀杀，最后这些帮派也面临重新洗牌的结局。

　　本片春节前在台湾首映，首映票房高达1800万元新台币，超出《阿凡达》近三倍，是《海角7号》的四十多倍。这部黑帮片却是台北政府着力打造的“形象工程”电影：支持不仅包括400万新台币的补助金，还包括拍摄期间，从台北市长到市消防、警察近百个部门的全民总动员。

　　把这样的题材作为城市营销的电影，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

　　2007年《碟中谍3》曾计划其中一组有关镜头放在台北标志性建筑台北101拍摄，由于台北101对剧组有诸多限制，又无法协调周边地区的拍摄配合，台北政府也没有一个机构可能担当这一责任，剧组最后放弃台湾，转战上海浦东。后来在上海拍摄造成的轰动效果，令当时台北市长和文化局长扼腕。2008年1月份，台北专门成立电影委员会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同来台北拍片的剧组协调事宜。

　　事实上，台北的举措与魄力，来自于较早借助电影进行城市营销的高雄的压力。2005年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2009年在台湾获得良好口碑的戴立忍的《不能没有你》，都有场景在高雄，并受到高雄政府的奖励或者资助。2009年席卷台湾的偶像剧《痞子英雄》，本来打算在台北取景，但没有获得及时有效的回馈，又转战高雄，电视剧成功后，各式各样的痞子英雄观光团为高雄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台北可以说又一次在营销战中受到重创，这才有《艋舺》的出炉。首映后，台北万华区在春节期间的客流量增加了5倍以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超过新台币3亿元的营业额。

　　其实，城市中的影视营销，也已经成为大陆城市的流行风。我记得去年有《成都我爱你》之类的电影，没看过，不知道效果如何。但很显然，城市营销电影的缺点就是，你只能说这个城市的好话，不能有负面的因素出现。这无疑大大束缚了艺术魅力的发挥，最终只能弄个“领导满意，反响平平”的效果。上文提到的《碟中谍3》，因为镜头中出现一闪而过的上海街头“办证小广告”，被认为有损上海形象，最终被剪辑之后才得以在大陆公映。从中可窥到其中的敏感度。

　　中国以实力而论，目前至少是个自信的国家。因此我们既然想亮相，是不是可以更自信一点，不必像个守身如玉的美人儿，全身上下都那么敏感。“说好话”并不能构成艺术作品的全部，黑帮片作为城市名片当然也只是特例，毫无疑问的是，给艺术多一点空间，才能达到营销的效果。台湾电影学者黄建业认为：城市营销电影不一定都要正面题材。这一大气的论点可以给我们一些理论启示，而《艋舺》更可以给我们活生生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