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一本注定遗憾的蜕变之书
 
2007-09-23 10:43:18   来源:南方都市报    
 

《福寿春》，李师江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20.00元。

　　
　　朱白

　　□媒体编辑，广州　　
　　
　　从蜕变开始到和解结束
　　
　　相信这是一部从头到脚发生“蜕变”的作品。本书包装上的宣传语写着“从《逍遥游》到《福寿春》，喧嚣时代李师江心灵蜕变的力作”，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蜕变”不仅仅发生在作者的“心灵”上，严格地说，这种蜕变从一开始诉求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深入作者的内部，以及蔓延到整体表现形式。

　　《福寿春》中的南方乡村弥漫着一股人世间的庸常之气，这种庸常与凡俗正是生活的本质、常态，没有更多的传奇色彩，甚至连戏剧冲突也不多见，作者将笔墨几乎全部用在了描写人间常态上。更似乎不是主动地描写，而是仅仅将这种常态不加铺垫不加色彩地展现给你看，用李师江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其说这是我写的小说，不如说是他们口述我执笔的小说”。

　　“福”、“寿”、“春”，大概是取了两代人常用名字中的字，李福仁、李兆寿、李细春。或许跟此无关，这个不重要，本来这三个字就是寻常百姓最憧憬的三种状态，不用解释，他们的美好与凡俗之意已经展露出来了。关于《福寿春》的主题，李师江本人这样解释——温暖、父子、土地、香火、土地、传承、挽歌、舐犊、爱溺、生老病死。我倒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者本人没说，或者说是他不愿意正面直视，那就是“和解”。如果把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细春想像成与作者关系最大的一个人(笔墨不多，但是投入的情感却是很丰富)，那么他身上发生的变化以及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和解”的主题。

　　“和解”一直贯穿着整部小说，农民与土地的和解，父与子的和解，亲人之间的和解，城镇与乡村的和解，甚至仇人之间的和解。如果作者本人不是在历经多年之后参透了这人类之间的“和解”奥妙，那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一部书来。对于“和解”的理解不是靠虚构，或者刻意地求变就能抵达的，生命毕竟需要的是经历和感悟。

　　作者作为三十开外离家多年的中青年人，产生这种“和解”心情一点不让人觉得意外。小说最后，李福仁的小儿子细春，已经变成一个在镇上靠拉车勉强度日的中年人，他已经可以面对空静的深山产生理解，他理解了父亲守着空山宁愿与老和尚一起打发日子也不愿回家被琐事堵心的道理。从十来年前细春还是个调皮不懂事的孩子到十年后蜕变成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中年人，这种蜕变既是生命的必然，也是作者造创的一种关于“和解”的蜕变全程。仿佛一个人的“蜕变”都在这十年的生命中完成了。

　　如果说小说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地方，那一定是常氏与四个儿子之间的母子之情。再具体地说，不是儿子对母亲的情，而是一位母亲对自己骨肉的疼痛之情。常氏面对几个身上一堆小毛病的儿子，在外人看来她除了糊涂更有点极端，她的爱带着丝丝的疼痛感，不管自己的儿子做出如何大逆不道、荒诞绝伦的事情，她都理解、护短、坦然，并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就是母亲，而且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母亲，常氏在生活中绝不是另类，不仅仅在李师江的笔下，在生活中随处都能见到常氏这样的母亲。要我说，作者在描写常氏身上发生的种种故事的时候，如果不是抱着一种理解和亲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下笔的。常氏的表现看上去稀奇古怪，舐犊之心已然超越了糊涂、愚昧，可是天下的母亲哪个不长有几分常氏之相呢？

　　被作者下笔最深的还有一处关于宗教的描写，或者说对于信仰这个历来折磨中国人心的东西，作者看上去很笃定。如果以平常心来看待小说中的“神神鬼鬼”之事，可以说是作者深知这种民间凡俗的信仰是某种程度上最可以解救自己的方式，不能说几乎所有的神鬼在作者那都得到了印证是个奇迹，那只不过是某种获解的方式。我这样理解作者，他是善意地希望生活某些难以破解的事情，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得到疏通。在我看来，这仍然是李师江本人愿意和解的一种表示，从以往大概会让他不屑一顾的东西上得到和解——一种看待生命、看待同类的方式。
　　
　　遗憾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从李师江在国内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比爱情更假》时起，作为一名杰出的、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家开始被大家熟知。经过《爱你就是害你》、《逍遥游》，到了《福寿春》，意在改变，或者说他的“蜕变”从《福寿春》的一开始就预定了。作为读者，我们也可以从刚把这本书拿在手上尚未翻开之时就已经发现这种“蜕变”。

　　《福寿春》的封面上，粉红的花朵大大地撑开了一半封面，一股艳俗之气迎面喷出，再配上篆刻效果的作者署名，仅将目光在封面上稍做停留，就会首先产生一种喜剧效果。与其说这是作者追求的一种返还人间的世俗气(或者说封面设计者在印合小说内容所作的设计)，还不如说是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已经抢先暴露了作者的一种心虚。一开始，这种蜕变就已经带着一丝遗憾让人感到吃惊了。

　　作者的艺术观点以及审美在书的开始《创作札记》中交代得很清楚了。随便摘抄两句：“只需文字中点起人间烟火，便能将感知的生活意味传达出来”、“通常句句发力，注重言外之意，效果适得其反，小说的整体力量可能被消耗殆尽；而带着平常心的耐心叙事，收敛了作者各种炫耀意图的，往往是蓄势的笔法”。也许是阅读小说之前看了这些“导语”，以致对刻意的不以为然在事先就已经注定了。作者在创作小说之初，或者创作之时，就已经把这种刻意埋种在头脑中。“刻意”对于创作者来说，不管刻意的内容是什么，都是个“坏东西”，刻意，我的理解就是强烈地需要，而这种强烈地需要恰恰与李师江《创作札记》中反复提到的“耐心”、“诚实”背道而驰。

　　进入小说后，在进一步见证着我这样反对刻意的读者。就近抄几句：“常氏听了，心胆俱寒，忙辞了偏头，径直往安春家里来……当下决议已定，不提……当着媳妇的面说了几句，道是自家媳妇不懂得疼，将来老了谁来相依为命等等老话，不表。”这要命的语言，我想，在一部小说中仅次于态度的就是语言了，这种刻意求之而来的语言着实构成了“阅读障碍”。说一句不公道的话，个人觉得曾经在语言上骚动得厉害的李师江，写这种小说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再写上数十部也赶不上贾平凹一类的作家。当然，这纯属个人狭隘之见，估计李师江本人对这种赶超也不会有兴趣吧。

　　诚实地表达个人观点，我认为这部作品对于李师江所尝试的这种“蜕变”是失败的。如果在创作之前就意在蜕变，这种努力得来的结果是荒诞的、无效的；如果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创作动力，不经意间自己发生了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换来的代价并不值得。小说中没有他原来那种生活细节传达出来的巨大张力，更为可惜的是作者选择了一种自以为高级精湛却实际既不擅长也并无什么了不起的叙事方式，以此丧失先前的那种已经成型而且极具风格的语言特色。

　　如果就形式和意念的蜕变而不顾，或者抛弃这种外在的镀层，我们似乎还可以产生一种假设。李师江以《福寿春》来呈现出的并不一定就是蜕变，而是一种停留，暂时的停留。这种停留会因为认识和经历而发生下一次停留，直到有一天有了永驻的可能。所以遗憾倒是可以变成一种期待。如果说朱文、张旻等“新生代”是一个高潮的话，那么“60后”、“70后”作家们，如张万新、叶明新、曹寇、张楚、李师江、李红旗等现在火候刚好。作为“70后”的一批小说家，此时正是如愿以偿展示多样作品的时候，我想读者这样的期待并不过分，因为喧嚣了十多年的“70后”早就不是初出茅庐，从“70年代以后”到“重塑‘70年代以后’”，作为一代人(尽管没人愿意自己归属在某一代人里)他们回避了陈腐钝化的“50年代”、“60年代”，躲开了轻薄喧嚣的“80年代”，长大成人是种必然。这些年已经红了的、半红不红的、刚上身一点儿颜色的，还有没能着色但却比那些大红大紫的更有能量的作家，是到了值得期待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