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一次搬家是去年夏天。这次搬到了东城的小胡同，八十年代建的红砖小楼里一套四居室。房东留下来的旧家具和旧书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都成精了。我跟两个认识了十几年的高中同学一起租下了这套房子，过上《老友记》一般的日子，周末呼啦啦一群人过来打麻将，冬天坐在我的大地毯上喝酒扯淡。从此再也不关心58同城的租房板块，扔掉了留给中介的sim卡。

可我还是等了三个月才敢往屋子里添家具，搬家次数太多，几乎不能相信自己会在哪里住久。queen-size的新床，实木衣柜，一点点房间越来越满，我才真的踏实起来。毕业那年我在北京、杭州、长春三个城市不停游荡，从海淀搬到朝阳再到东城，我不多的东西在一次次搬家中扔的七零八落，毫无心痛之感。心爱之人都丢了，东西又算的了什么呢。

有时会梦见刚来北京的那一天，我茫茫然站在宽阔轰鸣的大停机坪上，抬头看灰白的天。9月的北京还没脱去暑气，我的头发一直软塌塌贴在T恤上，一路被拽着穿过暧昧不明的空气，急急忙忙，慌慌张张。北京市统计局说有2063万人居住在这里，我即将和他们一起挤地铁、一块纳税养活这城市、呼吸同样的空气，而我完全不认识这些人，这一切都让我惊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期待的北京生活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在一条已经存在上百年的小胡同里住着，是不是每天同样的上下班路线，是不是在15层健身房跑步看着拥挤二环路时的惶然。

2013年的1月，某一个不想起床的周末，我躺在床上看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篇叫《中国式自尊的阵痛与嬗变——蜂巢”里生活的他们》：

一张坚硬的木板床、一张窄小的电脑桌和一个简易方便衣柜，一扇高高在上、面对走廊的推拉式小窗，四堵用白色挂历纸糊好、粘了吸附式挂钩的白墙，总共不过3平方米的空间，就构成了绍伟的整个世界。绍伟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个狭小的空间，问“你认为一个人活成这样，有尊严吗？”这是位于北京西三环紫竹院桥附近某楼盘的一处150平方米的复式公寓，连同天台在内，它被精心隔成了38个闭塞的窄小空间，宛如一个蜂巢。晾衣架上，颜色各不相同的文胸、内裤、袜子、枕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我起来倒了一杯凉牛奶，看完了这篇文章。过去的1年4个月水一样淌过眼前。在北京辗转住过的几个地址还存在亚马逊的常用地址里，而我再也没回去看过。这几个房子就像我所有的过去一样，被扔到了角落里，我的记忆也像居住的房间一样狭小，装不下太多过去。我不知道这些房子里现在住着谁，对我这不重要。

欲望总是在膨胀，从住地下室到租一居室到东挪西借付首付到换大房子再到期待大别墅，没有人能止得住向往更安逸的生活，青春就在房子和房子间偷偷溜走，变成中年时坐在窗边摇椅前发丝间的一缕灰白。很多人怀揣梦想来到北京，可当才华在恢宏的高架桥面前显得脆弱不值一提，激情被日复一日地铁换乘挤得消失殆尽，眼睛里的光也只能慢慢黯淡下去，开始认真关心粮食和蔬菜，奶粉和金价，最后在心里把梦想两个字撕个七零八落。我们就这样慢慢毁了自己的生活，被城市无情吞噬。

最近在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在《城市与记忆之三》里他写，“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然而,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和北京千千万万幢房子里的年轻人一样，我没有时间怀旧，我把太多记忆的碎片扔进了城市的洪流里。为了达到北京市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9.26平方米的平均值，我们只能拼命向前奔跑。说着为了梦想，首先要为了生存。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没有名校的学位证书，也许那一个个小蜂巢里就有一个我。我从来都不是最惨的北漂，我不知道和37个陌生人挤在一个比我父母的家还小的房子里是什么感受，也没尝试过把所有饮食起居的细节都透过薄薄的复合胶板隔断暴露在隔壁邻居的生活里。我没想过现在就离开北京，我已经开始有心情享受CBD不夜的灯火，习惯周五晚上穿过三里屯Village的火树银花去酒吧街小酌，一杯龙舌兰日出下肚，我不会有任何现世悲凉的自怨自艾。这城市分明已经是我的一部分。

但是其他房子里的年轻人，不敢恋爱、不敢大声呼吸、不敢请年假旅行、不敢驻足新光天地里奢侈品店的年轻人，即使年轻气盛，即使相貌姣好，即使心比天高，他们也只敢在午夜梦回时悄悄想念起似乎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梦想，然后盖住被子小声地哭一会儿，第二天照常起来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