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路遥的文学史意义

杨柳岸

现在我们的文学界有这么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作过高评价，似乎路遥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一流的文学大师。我觉得，这多少有一点矮子里选将军的意味。

可以说路遥最好的作品还是中篇小说《人生》，小说中成功塑造了高加林这个中国乡村版的个人野心家于连，这在中国当时极度缺乏“个人主义”的环境里实属难能可贵，这个人物形象中凝聚着我们国家当时缺乏已久的个体人的尊严与价值。他优秀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些作品在为时代留底片保存世相与生命标本的意义上，算得上优秀。也常有人指出路遥的不足，是他离政治太近。其实这话里的政治，是对政治的庸俗化理解。路遥不是离政治太近，而是他缺乏对政治的独立思考，实质上是表明了他缺少真正的政治理念。他童年的苦难记忆及全部个人身世使他对底层有着复杂的反叛情结，文革时的一点极左经历也对其性格因素中的权力欲有所培植，有所谓的社会抱负和强烈的反叛个性，所以路遥的文学理想主义中有一种强硬的非理性因素。而他又在文学气质上太温情脉脉了，有一种文人的乡村浪漫与矫情，这必然形成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性格。

一个作家一生全部的矛盾信息，往往会集中地体现在他最重要的作品中。《平凡的世界》当然是路遥最为看重的生命之作，虽然它在外形上具有了史诗的气势，在写到个别人物时也呈现出一种深沉的人生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其诗性的文学营造也和对平凡人物的内心有着巨大关照与抚慰。但是，它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甚至还没有达到上述他两篇中篇小说已经达到的高度，或者说，这部长篇小说只是部分性地重复了它以前的成绩，并且将其稀释，把本来还算新锐深刻的思想为迎合时代而平庸化处理了，追求一种大而全，一种迂阔的宏大精神乌托邦。这部作品总体上以一种廉价而虚伪的乡村诗意呈现出一种浅薄的浪漫主义，用一种虚幻的文学理想主义淹没了应有的社会真实性。在写实的层面上可以说他又重复了柳青的局限，是对柳青的亦步亦趋，只是在时间点上作了平行位移。设想一下，把《平凡的世界》改名为“创业史”，或“新创业史”，完全是可以的，在精神气质上有一种神似。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路遥对柳青的崇敬与难以超越。这并不是说柳青就完全不值得学习。将路遥与柳青稍作比较，在柳青那个思想相对还不解放的时代，在文学功利论的极端庸俗化的时代语境下，柳青的文学描写已经算得上很细腻，还保留了一些文学的鲜活与清新，思想上也有不自觉的突破，这实属难能可贵。而在路遥所处的八十年代，是中国少有的思想解放时代，路遥个人也拥有了足够充分的话语权，他应该有责任给世人更多的文学真相，但实际上他的文学努力还只是对柳青望其项背，这不能不说是他路遥的失败。缺乏思想而有着太多文学上的“野心”，致使《平凡的世界》在追求史诗的创造中呈现出：艺术上粗糙，思想上平庸。他对《创业史》的推崇备至，是否还隐秘地透露出他对那个思想单一时代的留恋？因为理想主义往往会在精神气质上拒绝思想的多元。而这正是那一代从所谓理想主义年代过来的作家普遍特征：缺乏对思想自由的理性常识的训练。对一个要成为大作家的人来说，这种先天性的欠缺是决定性的。在文学新时期里，而路遥眼中最好的文学竟然是《创业史》，对于这本时代烙印太重而缺乏最基本的思想自由的小说，竟然被他当成其文学“圣经”，这怎么还能指望他写出中国一流的好作品来呢？！他太缺乏世界眼光了，尽管他写作《平凡的世界》前大量阅读了据说上百部外国名著，但这一点太过实利的拿来主义，并不会对他的世界有多少帮助。他当时也读了《悲惨世界》，但和这部近一个半世纪前的作品相比，其差距之遥是不可以道里计。把这种差距完全归过于他的英年早逝，是一种欺人又自欺之论。这也是我们普遍的文学差距。真正大师的作品，往往不仅仅只是时代的传声筒，为时代留表象，而是有着超越时代局限的更高远精神指向。如阿多尔诺说的“否定辩证法”所指出的“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否定性，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认识。”我们在文学实践中似乎还很缺乏这种并不高深的辩证法。

作为普通读者可以自由地进行其各取所需的文学审美，甚至可以误读，但是作为有责任感的批评家，他就没有了这一份自由，他就有责任说出更多的文学真相，给予作品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对路遥，就不能如个别批评家那样过分吹捧，将大师这领严肃而隆重的桂冠任意地扣在他的头上。当然，路遥自有其一定的文学价值与意义，其作为个人也有很好的人格魅力，他在文学同道中的很影响力亲和力那些点滴事迹之类，也值得文学史去参考。但这些不能为他即已经定型的文学作品实绩加分。可以说，路遥的身后巨大哀荣的形成有诸多因素，包括民众对文学的同情与热爱，他是在刚获茅盾文学奖不久的时候去世，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也产生某种效果，说他是因为写作过度劳累而死、他为文学的朝圣者，这些夸大其词的煸情和不合实情的误导，从而使人们的关注点从作品而移到了作家这个人，关注人而多于关注作品。在我们这个崇尚死者的国度里，死亡似乎成了某种死者生前不具备的意义的强行追加仪式。有论者就指出，我们之所以崇尚死者，其中隐藏的目的可能是想以死者的尘土来掩盖生者荣耀。死亡成了造神运动的一个契机，这在文学界不乏其例。我们文学界的个别批评家对路遥的过分吹捧，可能也会不自觉地有这样隐秘的目的罢？

如果说我们当代的文学大师只能是路遥等而没有太多的选择的话，那只能悲哀地证明，我们都是文学小人国的国民。也许路遥他自有其自知之明，他的名字或许就冥冥中寓含了对真正文学路途之艰难遥远的自觉认识。而他英年早逝是否也能给我们以启示：我们当代作家通向真正大师的路途依然遥远。

2011-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