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保姆和家政市场
(2009-09-21 11: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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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分类: 随笔 |
有部电视剧名叫《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形象地描述过保姆们的行止,探讨过雇主和保姆的相处之道。请过保姆、用过钟点工的主妇主男,看过之后,都会发出会心的笑声。撇开桑兰的特殊性,即使是身体健全的雇主,几乎都忍受过保姆钟点工的脸色,炒过保姆也被保姆炒过。“好保姆是换出来的”,就是当下中国家政市场的“国情”。
“一个朋友,一连换了4个小保姆,时间是一个月,平均每8天就换一个,四个女人没有一个可心,不是不会做饭、干活不利落,就是克扣菜钱、手脚不干净,还有一个进了门不到三天,知道男户主是个有钱的生意人,竟然明里暗里春情泛滥,大抛媚眼儿,勾魂摄魄(摘自《菲佣是什么样的小保姆?》‘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6月30日)”
或许,最初引发此次“保姆门”的热点,是“披露隐私”,是“名人”和保姆这个“弱势群体”,是某些不厚道的人炒作的“心理问题”。其实,桑兰在她的博客里说得很清楚,她把保姆的事写出来,是为了引起大家对家政问题的关注。只可惜,愿意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似乎不多。桑兰唯一的收获,是她以前所满意的保姆回到了她身边。
“保姆门”其实是当下中国大陆家政市场的问题聚焦,是家政门槛过低、中介机构泛滥、家政从业人员素质低下、雇佣双方的权利无从保障、家政市场契约精神匮乏的集中表现。
也许,这种乱象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旧戏文旧故事里像老薛保那样的忠仆义仆业已难求,当今菲佣那样具备职业素质的家政人员却还凤毛麟角,遵守契约精神的家政行业和市场远未形成,中国大陆对家政服务的需求却不会中止。雇主们只好不停地碰运气,期望“换”到一个好保姆;保姆们也还可以满足于自己的低水平高要求,不停地跳槽;中介们更可以继续靠低端的介绍业务生存,只“推荐”不服务,更无须管理。
据说,香港的太太们聚会,能一起谈论的话题通常只有两个,一是孩子、另一个就是佣人。而且香港的太太们很有福气,有非常专业的菲佣可雇。
在中国大陆,官方把保姆称为家政服务员,在公众的心目中,这仍然是低人一等的职业,和影视里时常出现的“丫鬟、老妈子”别无二致,这才会有“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说。在中国大陆,家政市场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市场。首先,它的行业门槛过低。很多保姆“刚把脚丫子从水田里拔出来,换上了皮鞋就进城”;很多中介,租一间门面房,印几盒名片,叫几个来自农村的找工作的妇女往“办公室”里一坐,“公司”就开张了。
这样的保姆,无论是文化水平、业务能力、价值观念还是心理素质,都停留在务农阶段,怎么能迅速适应都市生活、满足雇主的正当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正确定位自己的权利呢?这样的中介机构,又怎么可能提供真实的信息和良好的服务,对雇主负责呢?
家政市场,看似简单、低端,其实是一个高要求、高风险、高报酬、高需求的市场。高要求——雇主以自己做家务的标准要求保姆;高风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雇佣双方,都把安危托付给了对方(历史上,死于太监之手的皇帝有好几个;如今,中国大陆的保姆钟点工拐卖雇主家孩子、偷盗雇主家财物的事件也时有所闻);高报酬——保姆们都能得到比较高的薪资(相对于她们在家乡时的收入);高需求——当今中国大陆对家政服务的需求一直很旺盛。但是,这个巨大的市场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在混乱无序中自生自灭。
菲佣这个品牌能树立起来,要归功于菲律宾政府对家政行业的重视和扶持。菲佣们通常都要在国内接受约两年的整套“家政服务”培训,一般都具有大学文凭,有文化、懂英语,领悟力强。不仅会料理家务、带小孩、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还能帮助雇主辅导孩子学习。菲佣能享誉国际,就在于她们的高素质和职业精神。
相辅相成的,是香港政府对家政市场的管理:规定菲佣每月的纯收入不得少于3600元港币;每个周末必须放假一天;不允许不够资格的海外佣人进入香港的家庭。香港政府考虑的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口素质,是整个社会的治安与和谐。
有了有序有效的管理,有了可靠的职业精神,雇主和保姆之间是能够建立起信任乃至友谊的。桑兰对她的保姆小何就十分信任,那些有幸找到好保姆的雇主,有的也会把保姆当朋友看待。我国的名誉主席宋庆龄,与为她服务了53年的保姆李燕娥女士亲如姐妹。两人去世后,分别被安葬在宋庆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合葬墓的东西两侧。杨绛笔下的三轮车夫老王、钟点工林奶奶,都曾得到杨绛这位大学问家的关心和帮助。希望公众不要再孜孜于桑兰的“名人”身份,而是应该关注一下,如何促使政府部门全面系统地把家政服务市场管起来,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既促进就业,又为需要家政服务的国民解除后顾之忧。
惟其如此,“保姆门”才具备了一点真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