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找小姐在增加

在21世纪的前15年里，在中国18岁到61岁的男人里，找过小姐的比例在不断增加。预计2020年可能会增加到17%左右。

请读者千万注意，这个数字说的可不仅仅是年轻男人，还包括了直到61岁的老头子们啊。请看下面的图表。

 

2.抓小姐却在减少

可是，奇怪的是，根据国家的权威统计，在21世纪这15年不断扫黄的情况下，全中国的公安机关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却是先升后降！

从上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95年起，公安机关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就在不断地增加，从1995年的18.5万增加到2001年的23.9万，达到最高峰。这种“扫黄不断加码”的情况，从我们调查的《男人找小姐的比例》中也可以看到，因为从2000年到2006年，找小姐的男人确实减少了一些。

可是莫名其妙的是，从那以后，处理的案件直线下降，除了因为2008年的奥运会而出现很小的反弹之外，一直下降到2013年的仅仅8.4万个案件。这仅仅是2001年的大约三分之一。

这是因为什么呢？难道是国家不再扫黄啦？没有啊，扫黄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尤其是，在2010年那次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扫黄大风暴”中，人人都以为，抓到的嫖客和小姐，肯定是大幅增加啦，甚至可能是天文数字啦。

可是，国家自己公布的数字却告诉我们，被处理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一点！

3.奥秘何在？

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与政策，从来也没有修改过，可是为什么找小姐的男人一直在增加，而警察处理的人数却从2001年之后，基本是直线下降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发挥了如此之大的作用呢？

我说了，真怕你不信。这个原因，与政治无关，与道德无关，与性也无关，与女权主义更无关；完全是一个“警察创收”的问题。

在2001年之前，公安机关在处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时候，罚款中有一定比例的钱，可以用于该机关的工作经费。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警察（和各种辅助人员）的积极性，不断加大力度去抓卖淫嫖娼。那时候，河北一带的民谣是这样形容的：“抓了放，放了抓；不放不抓没钱花”。广东的老百姓则指着派出所的大楼说：“嫖娼的修的墙，卖淫的装的窗。”因此，从1995年到2001年，案件数才会迅速上升，达到顶点。

可是从那以后，国家的政策变成了“收支两条线”。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任何罚款，首先必须全部上缴，然后国家再根据需要，拨款给你，而且并不是根据你罚款的多少来拨款的。简单一句话就是：再也不允许“提成”啦。你罚款再多，对你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啦。

如此一来，抓小姐的所有人，积极性全都一落千丈。此后的一切“抓”，全靠每年几次的扫黄运动，全靠上级的强迫命令。尤其是，即便如此，“抓”的积极性仍然在直线下降。

所以，最近15年来，男人找小姐的之所以迅猛地增加；不仅仅是因为男人越来越变“坏”，也是因为警察越来越不抓啊。

4.路在何方？

这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才是性产业发展的真正动力。如果不知道这个，那么就最好不要去讨论什么“合法化、非罪化、罚嫖不罚娼、官办红灯区”等等洋人的问题。

这些主张，无论多么先进，多么精彩，离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太遥远啦。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性工作者被视为“旧社会的沉渣泛起”，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罪人，而且是政治上的敌人；因此上述的一切主张，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都根本不可能实现，仅仅是文字游戏，对于现实生活毫无作用。

尤其是，中国现在的性工作者们，其实并没有“合法化”的奢望。她们最现实的诉求就是：停止扫黄！因为扫黄是上级的强迫命令，就连那些平时同情小姐的警察，这种时候也不得不去抓小姐，以便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黑社会势力，更会乘机敲诈勒索小姐。

这就是说，合法不合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不抓。只要不抓，哪怕少抓，那就是进步。

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主张的“禁娼的空壳化”。

它非常简单：不必去改变任何法律或者政策，仅仅实现“有法不依”或者“执法不严”，那就足够啦！如果再加上“操作很难”（安全套不能作为证据）；那么，扫黄就必然会变成一种徒有虚名的“表态”，一种法律的自我陶醉；对性工作却不会产生多少实际危害。

实际上，全国各地的所有公安机关，在最近15年里，做的就是这种“空壳化”；终于使每年被处理的案件，减少到全国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五、小姐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

因此，我们应该多讲一些警察同情小姐的故事，来表扬他们、推动他们。如果在今后的几年之内，能够把小姐被抓的比例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那么小姐被抓这件事，就会变成一种普通的职业风险，并不比很多其他职业更危险，例如矿工、司机，甚至例如警察自己。这，岂不就是实际上的合法化？

这才是最可能实现的理想国啊。

附录：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历史比较：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四次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是每五年一次。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机抽样：

四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国境内18到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在2015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3亿6782万人，其中18-61岁的人大约是9亿4千万人。

我们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直接等距抽样到县级地理区域，再按照第4名原则，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直接等距抽取个人。

这样就可以涵盖这个年龄段里的所有中国人，包括城市和农村，包括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具有95%的把握，足以代表这些人的总体情况。

调查地点：

分布在25个省市自治区的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其中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计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抽样应答率66.5%。现场应答率91.7%。四次调查总计样本23,147人。

调查方法：

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

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

同性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访谈。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

调查内容：

自己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未婚者的恋爱与性、婚姻状况（含同居）、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非婚性关系、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

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就会仅仅回答86个提问；如果什么情况都有，那么就会回答192个提问。

统计方法：

按照国家数据中的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分布进行复杂抽样加权；使用PASW18.0软件（原SPSS）。

首发《荷兰在线》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