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性婚姻”行将逝去

 潘绥铭 黄盈盈

笔者2000年的性调查结果中有这样一个数据：在全中国的、20－64岁的、有婚或者已经同居的、被调查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女女里面，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28.7％）。在最近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人则占6.2％。当时笔者的著作中把这称为“婚内乏性”。

可是这一结果发布之后，大众传媒大加炒作，被命名为“无性婚姻”，后来居然有些大城市的婚姻介绍所开展了专门介绍无性婚姻的业务，最终被当作笑料放进了2010年的贺岁电影。

历史变迁

那么10年过后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笔者2006年和2010年的调查都发现，已婚与同居的男女们在过去一年之内的性生活频率出现了显著的增加。

具体的情况是：在2000年，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占27.1%（20－61岁），到2006年18－61岁的男女中下降为23.0%，到2010年的同年龄段中再次下降为19.9%。与此同时，每月一次到每周一次性生活的男女基本不变，保持在38.1%到39.1%之间，而每周二次性生活与更多的男女则从2000年的34.8%上升到20006年的37.9%，再上升到2010年的41.2%。也就是说，中国已婚者与同居者的性生活频率在整体上显著地提高了。“无性婚姻”日益减少，行将逝去。

2000、2006、2010中国成年人的性生活频率的变化

 更细致地来看，在任何一个年龄段中，都出现了低频率者减少、高频率者增加的局面（中间状态的数字基本不变，从略）[①]。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老年人当中，主要是频率低的人大幅度减少了。而在中青年当中则是高频率者大幅度增加了。

如果我们把性生活频率分成11个等级，把最近一年之内都没有过的设为0级，把每天一次或者更多的设为10级，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20－61岁的总人口的平均等级是5.39级，到2006年增加到5.72级，到2010年再次增加到5.97级，大致相当于每个月三次左右。

这样的显著增长，可以列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中国人民日益认识到性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对于婚姻的美满所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因而产生了更大的性的积极性。

性频率与社会阶层

本文是性社会学文章，因此接下来最关心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人的性生活最多或者最少呢？这方面的情况，与我们2006年发表的数据出现了一些变化，因此我们把三次调查的结果合并在一起，排除掉不同年份的影响，也排除那些共同生活少于半年的人，看看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性生活高频率的人各有多少（总计10027位男女）。

首先，年龄当然非常重要。从18岁到61岁，年龄每增加一岁，高频率过性生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8.4%。在18－29岁的性关系中，高频率的人有70.7%，可是到了30－39岁的人就下降为66.8%，到40－49岁的人再次降低到45.2%，到50－61岁的人则只有16.7%了。

其次，文化程度也很重要。在没上过学的人中，高频率者只有20.4%，上过小学中只有38.7%，但是在上过初中和高中的人里上升到54.7%和56.5%，在大专以上的人里则上升到62.7%。也就是说，从高频率过性生活的可能性来看，高文化的人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的人多27％－47％。

第三，性生活频率最低的是在农村从事各种生产的男人和女人，其中高频率的人只有40.4%，比城市人口少11.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城乡文化生活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第四，性生活的多少，与居住的城市的大小直接相关，而且是城市越大，高频率过性生活的人反而越少。在直辖市里，高频率的人只有41.3%，；在省会城市中是46.3%；在地级市里是52.9%；最多的是县城和县级市达到54.1%。也就是说，居住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里的人，高频率性生活的可能性要少16％。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城市越大，生活越紧张，闲暇时间越少，心理疲劳也就越多，性生活频率自然也就越低。反之，县城里的生活节奏是最松弛的，因此性生活才能更多。

第四，与上述情况类似，城市人口的职业压力越大，性生活也就越少。最放松的职业是商业服务业，其中的性生活高频率者占62.0%，各种白领工作则降为54.7%；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只有52.5%；而各种企业家和各级领导干部则仅仅是49.5%。

第五， 性生活频率与自己的收入直接相关。可是与人们通常的想象相反，收入越高的人，性生活反而越少。在收入最低的男女里，高频率的人占到58.9%之多，可是收入中等的人却下降到39.0%－40.6%；收入最高的人更是下降到34.5%。这其实也是由于高收入者的日常生活都过于紧张，心理压力过大。通俗地说就是：金钱与“性福”不可兼得；反过来说则是：“性福”是老天留给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婚姻磨损

最后，笔者希望提请读者注意“性生活的婚姻磨损”，因为在人们所推崇的始终如一白头偕老的婚姻状态中，男人和女人的性生活频率都是最少的，高频率者只有49.0%。可是再婚者中与未婚同居者中是58.7%－59.7%；而在未婚或离婚却仍然有性关系的人中则高达70.0%和70.5%。即使仅仅统计40岁以下男女，其趋势也是一样的：初婚、再婚和同居中的高频率者差不多，都在66.9%到68.1%之间，可是在未婚或离婚却仍然有性关系的人中却是73.2%和75.0%。也就是说，排除了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不同的调查的年头这些因素的作用之后，只结过一次婚的男女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可能性，仍然比其他婚姻状况的人少18％。

那么“婚姻磨损”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原因当然很多，本文暂且只分析性生活中的情况。

从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可能性来看，积极的因素主要是：对丈夫爱抚得很充分（增加23％）、保持自己的兴奋（增加33％）、对方很爱我（增加36％）、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亲昵（增加62％）、双方都经常有性高潮（增加79％）、此外，每增加一种性技巧，高频率的可能性也就增加16％。

会减少高频率可能性的消极情况主要是：双方谁也不主动要求性生活（减少22％）、双方打架（减少27％）、对方缺少性高潮（减少28％）。

显而易见，性生活的多与少，虽然跟许多生理状况有关，但是双方的相互协调也非常重要，归根结底要看双方的爱情是否足够深厚、激情是否仍然持续。婚姻之所能够磨损性生活，恐怕并不是因为“审美疲劳”，而是因为婚姻太保险了，即使过得不好也很难解除，因此许多人也就“不思进取”了，不再努力地建设它。其结果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不但抵御不了外界的竞争，反而使得自己日益枯萎。

发表于《百科知识》2011年4月 如需引用 务必注明

“性调查简介”：

在潘绥铭教授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4月－9月完成三次“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是中国境内18－61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多层等概率抽样，包括流动人口（地理位置法抽取）在内。三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依次为3815人、5403人、7202人。应答率依次为76.3%、79.6%、72.1%。统计分析的权数是城乡、性别、年龄、婚姻状况。

此外，2010年在调查成年人的同时，也随机抽样调查了14－17岁的总人口，获得1593个有效样本，应答率为66.8％。其重大意义是：包括了不上学的、已经工作的与流动的青少年（20％），而不仅仅是在校中学生。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我们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我们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允许被访者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