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2004年夏秋的考察与通过其他途径的不完全了解，估计目前在全国各地，受到不同组织与项目支持的、已经开展起来或者刚刚完成的“干预性工作者项目”、“100％安全套使用项目”，总计已经达到大约100个。它们的宣传教育，估计已经涉及到了大约8万女性“性工作者”与“娱乐场所中的女性服务人员”。

在这些项目中，出现了这样一些新的情况。

一．除了各个项目的自我评估以外，其效果已经得到一些独立的证实。

在许多开展项目的地方，都发现一些新来此地的“性工作者”，已经在其他地方受到过其他项目的宣传教育或者行为干预。初步了解，她们大多能够记得所受教育的大约一半内容，主要是与她们自己的情况最吻合的哪些内容。

在从未开展此类干预的一些地区，当地的一些“性工作者”与“客人”已经知道：在全国许多地方有这样的项目在进行。其中一些人知道得相当准确与详细。初步探究，发现他们基本上是靠口口相传，而不是得自大众传媒。

在一些地方流传的“卖淫就要合法化”的传言中，包含着“只有不带安全套的才抓”这样的内容，而且都说“在别的地方已经这样实行了”。这表明：各地的行为干预项目的内容，虽然被有所扭曲，但是毕竟传播开来了。

建议：

逐步地开放各个干预项目的工作内容，接受大众传媒的采访；也可以组织一个典型，进行适度的主动宣传。

进一步推行“个性化”的宣传教育与行为干预，至少在每一次教育中，准备与讲授多种多样的版本。

二．即使在干预地区，低层次“性工作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由于扫黄和集中打击，或者由于生意不景气，许多低层次“性工作者”从原来的“发廊”、“歌厅”、“洗浴中心”里出来，成为“站街”、“站桩”。结果，由于“站街”基本上是来去匆匆、仅仅“打炮”，而安全套又难于购买、不便携带（怕被抓），她们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与频率都严重下降。

她们从原来固定的、相对公开的、易于进行宣传教育的“场所”里，跑到分散的、没有固定场所的、难于寻找与接触的街头巷尾。这不仅使得行为干预难于开展与持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干预的效果。

低层次“性工作者”的价格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一些地区甚至跌到10元以下。这使得她们更加不愿意购买安全套。

建议：

1．  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区，扩大免费发放或者减价销售安全套的范围。

2．  迅速组织有关的项目，摸索出对于分散“站街”的低层次“性工作者”的有效干预模式。

三．新出现的“干预盲点”

越来越多的低层次“性工作者”是已婚、已同居的妇女，她们的丈夫或者长期“男朋友”往往与其他女性有性关系，相当多的额吸毒，因此非常容易成为传播的“桥梁人群”。同时，这样的“性工作者”与丈夫或者长期“男朋友”性交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与频率都极低。

建议：在干预工作中增加硬性规定：对于这样的“性工作者”必须分别地、专门针对地、强化地进行教育。

新的交易手段，挑战我们现有的干预方法，例如“网上谈生意”、隐藏在“陪聊”、“保姆”、“公关”背后的交易活动等等。这样交易的妇女难以被发现，更不可能被抓获，因此目前都没有纳入我们的干预对象的范围。可是，据初步了解，这些交易女中，有大约80％都是原来的低层次“性工作者”，一直存在着高风险行为。尤其是，她们的客人比“发廊妹”更加复杂多样，因此更加可能出现造成不同“客人”之间的“交叉传播”。

建议：推动有关的干预项目，迅速摸索专门针对这些人的干预措施。

（潘绥铭2004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