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制定“扫黄”政策时，应该权衡利弊：

（1） 抓获一个“小姐”可以最多罚款5000元。但是“小姐”的钱要么寄回农村老家了，要么被“鸡头”盘剥走了，要么是作为生产成本支付掉了，她能怎么办？别的“小姐”一样穷，于是她只能向老板借，于是她从此跳进“人身依附制”甚至“奴隶制”的火坑。这等于逼娼为奴。

（2） 即使她自己有钱支付罚款，之后也不得不加倍努力工作，以捞回一些损失。这时，她还能像以前那样，嫖客不使用安全套就不卖吗？她被传染后，还有以前那么多钱去治疗吗？这无疑会增加传染源。

（3） 即使她真的慑于“扫黄”的强大威力，落荒而逃，但是只要促使她改邪归正的某些社会原因没有改变，她八成只是转移阵地而已。结果，她不得不投靠某个营业场所或者某个“鸡头”，为寻求保护而放弃自由身。此外，她还可能把病毒带进那个新地方。从性病防治工作来看，一个“小姐”在同一个地方卖100次好，还是跑到100个地方去卖好？无疑是后者。因为即使传染率相同，固定卖淫也只会在涉足者群体中传染，而轮流卖淫，那些转业“小姐”却可以把疾病传播到与“性产业”毫不相关的其他人群里去，而且“小姐”轮流得越快，性病传播得就越广。

 性产业存在形式对于防病工作的意义

 陷于“奴隶制”或者“人身依附制度”之中的“小姐”，相比于“自由雇佣制度”和“个体经营制度”下的“小姐”，更加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完全没有或者极其缺乏迫使嫖客使用安全套的能力；她们的嫖客更加可能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与暴力实施者，因此，在性行为中发生出血的可能性更大；她们一旦被感染，求医率和治疗率更低；由于处于封闭的工作生活环境中，获得防病知识与技能的可能性更小；更加漠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更加缺乏防病的自觉性；主流社会、主流文化对她们的隔绝与敌对，使得她们无法信任任何“体面人”，因此更加缺乏参与性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由于被作为“女奴”摧残，因此她们当中认命的、破罐破摔的、自我折磨的、具有报复心理的更多，而脱离的、转业的和上升的却更少，这些都极大地减少了她们参与防病工作的可能性；依附于“鸡头”的“小姐”更加容易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性病传播桥梁。

此外，实行“奴隶制”与“人身依附制度”的地方，往往与吸毒高发地区重合，因此注射传播与性传播更加可能在这些地区流传。

这些地方往往都有黑道的支持与庇护，往往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社会性质的王国，因此防病工作很难深入其中。这样的老板对
于小姐的应有保护（包括在防病方面的保护）更少，甚至根本没有。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扫黄，打击取缔工作做得再扎实，客观上也无法完全取缔性市场的存在，那么我们的性病防治工作就可能漏掉最重要的源人群，就可能会事倍功半。

当然，解决小姐背后所隐含的与不得不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无疑比仅仅进行健康干预要困难得多，而且短期内亦难见效。但是，如果像鲁迅说的那样，由于不断地大声疾呼要拆房子，最后终于开了一扇窗户，那么还是有希望的。

即便暗夜无边，扫黄和性病防治工作也可以把重点转向这一行的老板、“妈咪”、“鸡头”，虽禁不胜禁，但可视其害之大小，处罚有别。因为他们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人物。迫使他们参与最起码的性病预防传播，或许能够使防病工作事半功倍。我国的一些性病防治工作者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对策，希望能被更多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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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避的存在――透视“性产业”的存在形式》，载于《社会学家茶座》，第一期，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