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还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适用的、独特的方法论。它那以上千本巨著堆砌起来的学科殿堂，还缺乏一个使之具有生命力的灵魂。结果，在美国每年生产出的10万名以上的博士当中，性学家只有区区数人。

    1929年以前，研究性现象的主要是心理学家，因此当时性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对临床病例的分析与归纳。随后，性学开始兵分三路。

    第一路是“实验室学派”。1966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类性反应》一书出版。他们观察和测量了382位女性和312位男性的数千次性反应。1978年，法卡斯等三位学者创立了男性观看性电影时的反应的常规模式。1983年，另外三位学者又论证了上述常模也适用于女性。时至今日，这一学派的研究已经纵向深入到PC肌、脑电波、 激素分泌水平等层次上，横向扩展到恋爱中的性反应了。

    第二路是“社会调查学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学者就调查了上千人的性行为。但是这个学派被公认的创立，则是金西于1948年出版的《人类男性性行为》和1953年出版的《人类女性性行为》，俗称“金西报告”。1972年，盖格农提出了“性脚本”理论，被认为是“性社会学”的创始之作。到1994年10月，劳曼和盖格农等4人运用“性的社会网络”理论，第一次完成了对总人口随机抽样的性行为调查，出版了《美国人的性生活》（普及本）和《性的社会组织》（学术本）。

    第三路是“心理－行为学派”。它的鼻祖是弗洛伊德，而且有德门特、马斯洛、罗洛·梅等后继者。现在的学者更加强调把性心理现象与性行为实践统一起来研究。他们的主要建树，一是创立了数十种性心理的量表，可以测定许许多多的性心理障碍和性心理发育水平；二是1979年卡普兰发表的《新的性治疗学》和1989年罗比科罗创立的性的系统疗法。目前，遍布北美的成千个“性诊所”，大多数都是运用这一学派的理论与技术。

    除此之外，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对经典性学提出了挑战。它把性学的这三路兵马一股脑都看作是“科学教”，是迷信“价值中立”的荒谬产物。他们以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反客观，反统计，反规律，更反对所谓“性教育”与“性治疗”。

    但是，它们之所以还难以撼动经典性学，问题并不是出在结论上，而是由于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流派目前都还仅仅处于批判传统的阶段，离建设还很远，因此它们在性研究方面还提不出任何一种可操作的新方法。

    这就构成了一种总体上的危机。不仅是经典性学的危机，也是性学发展上的危机。

    各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冲突，集中表现为它们各自的研究的基本单位不同。

    实验室学派按照生物学的规定，强调物种的同一性，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人类，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因此在总结人类的性行为时，就象做药物试验一样，并不需要随机抽样，只要具有相当数量的样本就足以了。社会调查学派则把群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人的社会特征，也就是人的群体所属。因此它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必须保证所研究的样本具有总体代表性。心理－行为学派却把个体作为自己学科研究的基本单位，强调个性和个性差异。因此个案研究是它的家珍。

    这样一来，如果想把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三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却根本就无法确定，我们的基本研究单位究竟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呢？

    各学科的验证手段也在互相冲突。

    实验室学派只相信在可控条件下的客观观测结果。社会调查学派的一切数据都是当事人主诉的情况。心理－行为学派力图把两者结合起来，但是恰恰因此而造成两边不讨好。

    我们有可能这样做吗？－－随机抽取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3000人；把实验设备搬到每个人的家里，实地观测他们的真实性行为；同时（性生活的同时！）对他们进行心理测量与行为分析；最后还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主观认知与评价。

    即使我们终有一天能够这样做，也仍然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各学科检测所获得的数据，根本就无法换算，无法合成。

    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为例：他们在进行生理测试的同时，也询问了被试者的心理状况，分析了被试者的社会特征。但是，如果某个女性被试者，在性高潮期间的血液收缩压为55毫米汞柱；心理上出现“中等强度”的性高潮体验；性态度是觉得“很平常”；社会特征是28岁，大学毕业；那么，汞柱数值与年龄或者文化程度能够进行数值比较或者数量运算吗？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能够得出一个综合的数据吗？即使能，它究竟能够说明些什么呢？

    从根本上来说，任何一个学科的进展都依赖于方法论的突破，然后是发明相应的操作手段。

    但是传统的三大学科的研究，目前已经接近极致，已经不大可能再出现本质上的突破，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更加广泛地运用既有成果而已。

    中国性学离综合研究还很远，还不具备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的能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最需要的恐怕还是首先把各自学科里现有的方法运用好；需要在难得的少数交流与研讨的机会中，更多地关注各种研究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它们的结论。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许多学者的定性分析能力是相当强的，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认识，在原则上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是相通的。如果说，人类可以跨越过量化研究的历史阶段，直接奔向未来的新方法论，那么中国性学家们说不定也可能因祸得福。

载于《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第69 －72页